作者：王军平（自主军官、原21集团军装甲12师某团团长）

中国的社会结构仍然是农民占多半以上，在《乡土中国》一开篇，费孝通先生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70多年过去，村庄从未消失，农民却大量流失。随着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乡村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当今中国的农村问题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复杂、更棘手。

国家近年来对“三农”工作高度重视，开了不少关于农村的工作会议，出台了不少农村振兴的政策法规，减免了农业税，实施了部分扶持项目的倾斜及精准扶贫，农村面貌有了较大改观，应该说大多数农民的生活品质有了一定的提高。

从当今社会飞速发展的现状来看，农民生活品质的“改观”远远落后于城市物质和精神发展的速度。因为老家还有一个年过八旬的父亲，基本上每个月我都回一趟陕西西府的农村老家并呆上几天。我也曾想过，过几年退休后回农村老家养老，并自费办一个书法和围棋的国学班，像一个成功的乡贤一样享受乡村生活及为家乡发展做些贡献。随着对农村现状的深入了解，进行了反复的思考之后，我取消了这样的念头。主要是因为农村荒芜的已非人力和政策能够阻挡的，过不了几年，村子已“无人”。眼前或许只有一群野猫出入于倒塌的房屋及杂草丛生的街坊里，在夜里双眼像死亡者的幽灵一样令你生畏。

我们村子在岐山县还算比较大的村子，地处古代周原遗址和周公庙的中间地段。先祖据说为周文王的四子，受封山西太原，改为王姓，后于明朝洪武年间从山西大槐树又移民于岐山，奇巧的是转了两千多年又回来了。村子的“索王转鼓” 及“乱的和索王食堂一样”的典故可说全岐山妇孺皆知。“索王转鼓”相传从周人灭殷的战鼓打法衍生而来，曲调雄壮高亢，誉满三秦大地，曾参加全国锣鼓大赛获优秀奖，还上过央视综艺大观及非常六加一节目，早在20年前被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997年陕西省政府曾设想用一面四米鼓、九面三米鼓及97面一米的小鼓，以我们村为基础，除了采三米以上大鼓全上老年人外，打小鼓分别上97个中壮年、97个少妇少女及97个10岁左右的小学生排练节目，做为陕西省参加香港回归的参演节目。而现在村子应邀外出打鼓，经常凑不齐50个人，到位的人年龄基本上全在50岁以上，且60岁以上的人占了三分之二，这些人中妇女又占了多一半。

“乱的跟（像的意思）索王食堂一样”成了岐山人笑话谁家红白喜事没有过好的口头禅，基本上岐山所有的学校如果学生作业没有写好，老师批评学生的话“作业写的‘乱的跟索王食堂一样’”。此典故来源于上世纪50年代，国家实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整个村子开始吃大锅饭，因为我们村位于交通要道上，远乡去县城跟集的、上山上砍柴的，路过村子就进来吃饭，因吃者较多，不到半年村子的存粮就被吃完。时任县上领导前来调研原因，谁也搞不清饭让谁吃了，领导随口说了句“乱的跟索王食堂一样”，此话随后也成为岐山人戏落各种乱象的口头禅。

从以上两件事可以看出村子当年的人口规模。刚分产到户的时候，生产队将近有一百多户逾800人。而今，村子常住人口不足80人，平均年龄在65岁以上，很难找到60岁以下的人，若碰到年轻的不是妇女就是5岁以下的儿童，为数不多的6岁以上的儿童全到城里上学去了。村里（过去的生产大队）原来有一个禹王庙学校，七、八十年代办学规模从小学到初中均有，高峰期每个年级有二个班，全校将近有500名学生同时就读，隔壁村原来也有同样规模的学校。这个小学校还培养了我们几位部队师团职和地方厅处级干部；堂妹当年中考名列全县第一，被宝鸡中学特招，高考也名列宝中前茅，本可上清华和北大，后因路远及学费问题上了西安交大，现定居瑞士，为著名信息专业专家。而这个学校在十余年前就和几隔壁村（大队）合并了，所辖范围为半个镇，且只办小学，现有6个年级15名学生，还养着13名老师。父亲告诉我：“现在学校的学生还没有解放前他们上私塾的时候娃多!”。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还没有分产到户，每年收麦子的时候都放芒假（收麦假），一个生产队将近有百十名孩子在大人收割完的地里拾麦子。而近几年，村北的地里只有钟爱麦子的年过八旬父亲一个人在田里拾麦子。村里也有好心人让我劝父亲不要去拾麦子了，但一生钟爱麦子的他我是执拗不过的，只能任他而去。每当我想起当年人山人海的麦收场景，现在田地里仅剩一位已过八旬孤单的老人，他的坚守着实让人焦虑。

村子位于炎帝生息、周室肇基之地，是周文化的发祥地，是民族医学巨著《 黄帝内经》、古代哲学宏著《 周易》诞生之地。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享有“青铜器之乡”、“ 甲骨文之乡”、“陕菜之乡”的美誉。优质的小麦加上周人的工艺，产生了有着3000年历史且名扬天下的岐山哨子面，村民世世代代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小农生活。随着近几年机械的使用、信息的冲击，我接触过的十余户出生在六七十年代的人，几乎家家在县城或宝鸡买了房子，有的甚至在西安买了房子。这些人基本上是赶上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代人，大多数只有一到二个孩子，他们中相当一部分已经去城里带孙子，这就意味了他们已经成了“城里人”，他们的二代三代回村里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村里虽然十余年来家家把房子进行了翻修，村与村之间的道路也相继水泥硬化，但大多数门锁着。常住户是像我父亲一样年过七八十岁不愿离开的老人，冬天也会被我们兄弟姐妹“强行”接到城里。随着这些老人的慢慢离去，谁还会在村子坚守呢？

只有我们这些从小在村子成长起来的这代人，从十几岁背着行囊离家求学起，仿佛就变成了一只侯鸟，不管飞得再远，只要临近春节，就必须返回那个偏僻的村子，然后四肢舒展、心无所牵地躺在土炕上，卸下一身疲惫，为下一年的奔波积攒力量。好多时候，像个孩子一样掐着指头算着春节的步伐，期盼着上司能慷慨放行，期盼着天气能持久晴好。一旦得到应允，便一把抓起早已准备好的行装，逃难一样急切地挤上春运的列车，挤进归家的万千人群之中，马不停蹄地向家的方向奔跑。

随着父母的老去，回家不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每一次都会少几许幸福，多无数伤感。终会有那么一天，当再次回家的时候，等我们的只是一把锁，一把亲手锁上、再无人打开、已经生锈了的锁。好不容易打开了锁，你会在那扇破旧的木门前犹豫好久。不是没有开门的力气，而是没有面对的勇气。推开门，生涩的门轴嘎嘎作响，叫得惊心动魄。门楣上厚厚的灰尘刷刷地落下来，钻进头发、脖颈间，瞬间迷了眼。揉揉眼睛，一院的荒败，一院的破落，一院的清冷，几只野猫受惊后窜出草丛，警惕而又充满敌意地看着你这位擅闯领地的不速之客。

村庄还是那个村庄，院落还是那个院落。而现在，在他乡还是游子，在老家已成客人。对于现在村子这些从小就去县城上学的小孩来说，他们就不会体会到我们对老家那种魂牵梦绕、至死难以割舍的牵挂，因为他们生命的根从一开始就没有根植于这块土地，我们还期望他们长大成人后加入乡村振兴的队伍吗？

也有管理农村的官员和研究农村的学者提出仿效中国古代乡绅回乡养老的思路。一方面古代官员即使做到宰相也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养老，在京城一般不置产业，且把荣归故里当成一种最高荣耀；另一方面，这些成功的乡贤一般在农村都有地产、佣人和较多的妻妾及儿女，他们除了感兴趣乡村的环境，更重要是有一大家人陪着他的其乐融融。

在传统中国拥有土地就意味着拥有了财富，而今天人们对财富的渴望，已经由传统的争夺耕地资源转变为争夺城市地产、信息、教育、矿产等资源，譬如马云的网购系统、王建林的城市商业地产等。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成功的乡贤毕竟是少数，并不是全时段每个村子都有。我们的历史向来倾向于记述胜利者和成功者，个别乡贤只记载于小说或戏曲里，既不是正史，也不具备参考借鉴的普遍性，我们当下是要解决整个乡村治理问题的。

期望进城退休人员回到乡村养老，这种情况有，但所占比例少之又少，而且他们更习惯于城乡两头跑（住），有时呆不了几天又回城里了。普通城市退休人员从地位和经济实力还不能达到乡贤的层级，对于大多数只有一个小孩面临退休的城里人来说，一则成年的孩子还需要老人退休后帮助带小孩;二则成年的独生子女谁放心把年老的父母放在乡下呢？目前，乡村道德退化、人情冷漠，在趋利思想的诱导下，本来厚道的村民变得越来越自私。退休后的人毕竟是老年人，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意外事，在农村很难找到帮助的人，因为本身人少，即使花钱有时可能也找不到!

任何城市和地方的振兴都需要年轻人！当年红军北上延安，大量穿着灰衣服的20岁的年轻人才使那里一下子有了活力；深圳近40年的飞速发展，还不是因为全国大量年轻人的涌入才保持了持久的活力。提出这些观点的官员及学者，你们在一二线城市已经拥有房子，或许还是别墅，过着城市提供的优越物质和精神生活，自己不回乡当乡贤，却提出这种“已所不欲，要施于人”的观点？中国现在不缺的就是这类缺少调查研究及把死马当成活马医的“砖家”。

这些年，国家和地方政府做了不少农村振兴的扶持，但随着城市在就业、保障、教育、信息、医疗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及虹吸效应，加之各大城市抢人的举措兴起，农村人口的流失已成加速发展之势。顺便说一下，去年各大城市的抢人大战，真有点像二三十年代的军阀混战，只是相比较少了点火药味。大城市的抢人和乡村振兴对人的需求像在搞一场拔河赛，天平一开始就已经倾斜，谁胜谁负是显而易见的。各地虽然搞了不少乡村旅游，但关中地区除了袁家村和马嵬驿之外，大多数似乎开发的都不是很成功。全国农村旅游知名的也就那么几个，和成千上万还没有开发的村子比，这只是九牛一毛。近年来国家倡导大力发展特色小镇，就拿特色小镇发展比较好的浙江来说，第一批为37个，第二批为42个，全部加起也不足100个，且这些小镇以发展信息产业、物流商贸为主，譬如云谷小镇、互联网小镇、巧克力小镇、丝绸小镇、模具小镇等，听起来是小镇，但这不是传统意义的小镇，基本与农业不沾边。

面对当下出现的老人农业，乡村经济萧条的局面。国家正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计划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到2050年，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我不得不用当下流行的一句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么说并不是我对当下政策的不自信及有所抵制，恰恰是因为我期望农村发展起来才写此文的。当村庄里年轻人走光，退休的人又不愿回来，面对大城市抢人战斗的张力，乡村到底由谁来治理和振兴？有的只是农民不愿推平的坟头在越来越多！

中国正处在人口向中心城市聚集的阶段，城市化是人口迁移过程中理性选择的必然结果，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人口不断向大城市集聚是基本规律。从世界范围看，大城市化的趋势从未停止。1950年全球超过500万人的城市只有7个，2015年增加到73个。日本60%的人口在关东、关西都市区，韩国50%的人口在首尔都市区。1950-2015年，全球生活在1000万人以上规模城市的人口占城市人口的比重从3.2%提高到11.9%，生活在100万-500万、50万-100万规模城市的人口所占比重上升了3.9%和0.6%。

国家尽管一直限制大城市的人口流入，但是1990-2015年，中国城区常住人口在500万人以上的城市，从2个增加到16个。2009-2014年，中国35个一二线城市的人口共增加3778万人，其中前15个大城市增加了3010万人，约占80%。关中地区总共也就2000多万人，而西安市发展的目标是在2020年达到1000万以上，这还不包括住在宝鸡、咸阳、渭南等地级城市及县城的人和外出打工的人，农村能剩下多少人呢?城市化的基本好处是获得产业聚集和人口聚集所带来的规模效益。人为什么要迁移、选择向哪里迁移，考虑的主要是就业、收入、生活、公共服务等。在这些方面，大城市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大城市是创新资源和人才最集中、创新活动最活跃最容易成功的区域，从而持续推动经济增长。美国的创新资源都集中在硅谷、洛杉矶、纽约等大都市区。

此外，大城市能聚集优质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和生活条件。具有更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和通畅的上升通道，能为年轻人提供更多实现梦想的机会。更有利于服务业和文化时尚产业的发展，这成为吸引年轻人的重要因素。在目前的大城市化阶段，人为限制大城市的发展，总想改变规律而不是顺应规律，设定城市人口调控目标，致使每次的规划都“小而又小”，今天定了规划，明天就被突破的例子比比皆是。一方面，特大城市的用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根据人口规划设定，但是人口流入远超规划预期，导致房价高升、交通拥堵、教育医疗短缺，外来人口甚至无法享受一些基本公共服务。有的城市六年前提出只能养活800万人，结果现在达到了2100万人，这个城市肯定会出现各种供求关系紧张。部分学者、官员认为，这些“大城市病”是由于人多，从而支持限制大城市人口增长，但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因为逆反规律造成的。 日本曾经想阻止大城市发展有过类似教训，1960年代日本劳动力大量进城，其增长速度一度达到10%以上。1972年田中角荣提出“日本列岛改造论”，从大城市疏解产业和人口到日本东北部和西南部，该政策是1970年代日本生产率趋于下降的重要诱因。

或许我们会问，当农村人口不断地流失后，以后谁会为我们提供粮食。2011年的时候，中国的农业人口为6.7亿，而美国的农业人口仅为284万。中美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之比超过了236∶1。尽管人口比例差距如此之大，但美国的农业远比中国的农业强大。美国以不到300万农业人口，成为了世界粮食生产出口第一大国，其一个国家的粮食出口，就占到了世界粮食出口总量的一半。当时得出的说法是：236个中国农民的生产力不抵1个美国农民！从数据得出的结论可能并不准确，但不可否认的是，中美两国农民生产力有着巨大的差距。可怕的是，这种差距竟然还在不断拉大！我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

中国农业和美国农业的竞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小农经济与资本经济的竞争。美国的家庭大农场，都在1000-10000英亩之间，且依然处于动态兼并中，1万英亩以上的农场已非常普遍。1万英亩相当于中国的6万亩，而中国农民种植的土地，只有区区几亩几十亩，流转后也就百多亩地，只有内蒙古和东北等地，才见到千亩以上的家庭农场。六七十年代，我们生产队200多名劳动力种着800多亩地，而且每年劳作时间要达到300个工作日。仅一个夏收从收割、碾场、晾晒到入仓要持续半个月时间，还把人累得要死。现在，由于机械的大规模使用和效率的提升，平均每户不足5亩地，收种均可在1-2天时间内完成。政府对一户农民几百元的补贴，即使很贫穷的农民都有点看不上，因为几百元钱在他们的眼里可能是去城里打工一至二天的收入。种地目的只是想吃上自己自产的粮食，是目前他们还没有完全退化的习惯而已。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进行现代建设过程中，房子“吃”掉了大量耕地，中国房地产发展的代价之一，是消失了3亿亩耕地。我们现在占世界耕地面积不足十分之一，人均耕地只是美国的十三分之一，加拿大的十八分之一，连比我们穷的印度人均土地都是我们的1.2倍。我们比美国多十亿人口，但美国却比我们多近十亿亩耕地。除了被房子“吃掉”了大量耕地，我们激进的工业化进程，也使得耕地受到破坏。在有关部门仍在大谈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时候，耕地质量的红线却早已失守。中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空气和水的污染是大家都能看到的，而土地的污染相对却是“隐形”的。并且土地的污染更加难以自愈，一块地如果被污染了，可能要等上百年才能够稀释掉土里的毒素。

土地是农业之本，现在土地污染这么严重，能耕种的土地越来越少，那么，这个危机是否就无解了呢？其实只要合理配置，中国农业不是问题。看看以色列，用比我们少得多的资源却创造了一个农业奇迹。2万多平方公里的以色列2/3的国土是沙漠，一年７个月不下雨，人均水资源还没有200吨，是世界的1/50。就是这么一个“荒蛮之地”，却有着这样一组数据：西红柿每公顷最高年产500吨，沙漠地区柑桔每公顷最高年产80吨；鸡年均产蛋280个，奶牛年均产奶量1万公斤；在花卉生产上，温室大棚每公顷每季度生产300万支玫瑰……以色列农村人口只占总人口的9％。一个农业人员可以养活90人，农业出口占据全国出口总值的9％。按照以色列的农业水准，地球可以养活3倍于现在的人口。

当下我们在乡村治理中，必须客观地面对农村人口流失及衰落的现实和大城市在未来虹吸的客观规律。当规律存在的时候，我们只能去把握和因势利导，而不能人为的逆规律而行事，否则对农村的扶持和扶贫政策就会起不到相应的效果，甚至是徒劳。近几十年个别农村的成功，那也是因为搞了第三产业及有较好的区位优势，虹吸了城市或其他地方的资金。解决共性问题，可以分析个性问题，但全盘的借鉴及照搬照抄并不是百病通治的灵丹妙药，搞不好还会出现“按下葫芦起了瓢”问题！

面对农村人口大量流失及农村普遍衰落这一不可逆转的规律及持续下去的势头，我们最好的方法是顺势而为，走一条有当代中国特色的合（撤）村建镇、扩大城市的发展之路，强力向城镇化建设方向推进。尽管我们的优质可耕地面积有限，但比起以色列、日本、韩国和台湾，情况也不是很差，我们的先祖为中华留下了地球欧亚板块东南方向比较大块的优质土地，坐拥长江、黄河两条大河及所形成的冲积平原。而在传统胡庸线以东地区，我们所辖2000多个县城的农村建设用地将近达到了3亿亩，这些地都是品质较好的耕地，好多村子已经“空心化”，入住率低、且比较分散，政府在道路、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资源投入的效费比低，产生了大量扶不起来的贫困人口，乡村治理的成本高、难度大。如果将这些村子按三分之二进行撤并，可节约耕地2亿亩。

同时，我们将一些低端制造业向胡庸线以西西部沙漠戈壁地区迁移，有些国家把工厂建设在大城市周围，譬如英国、德国、韩国、日本等，是因为他们缺少象我们国家这样的战略空间；在内地主要省份城市之间建设地下高铁及地面轨道公共轨道交通，减少汽车增速，将电线等供电设施下移地下，又可节省一部分土地。通过撤、并、迁等手段，减少优质区域地面人为建筑，还地面地貌本色，全民居住的环境就会得到较大改观。同时，通过大规模实施以城市为主流的集中居住，政府在管理、电力、道路、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资源投入的效费比增大，教育的不均等问题得到很好解决，将会产生更大的综合效益。

或许有人会怀疑这种设想实施的可行性？这里有几个需要回答的问题：

一个是村子消失的情感问题？我只想说，当山顶洞“人”决定尘封他们的洞穴时，人类产生了从洞穴走向村庄的文明，难道在今天科技如此发达，社会正在巨变面前我们没有山顶洞“人”的认知水准和勇气？

第二个是关于城市化进程的能力问题？我只想说，近三十年前，中国房地产造就了4至6亿人的住宅楼房，而且在前十年我们的建筑材料生产的数量和品种、造房子的设施设备和技术还远远赶不上当下的情况下完成的。以我们现在房地产建设中的拆迁能力，不信把以土坯和砖混结构为主的村子拆不掉？没有秦始皇的字同文、车同轨及修长城等决心，能有今天统一的中华民族吗？后唐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献给契丹，失去长城屏障的中华民族从此不得安生，两次被蒙古人、满人统治，多次差点灭族，得到治权的宋、明两朝受到多大来自北方草原民族的侵扰，浪费了多少财力？如果坚持畏首畏尾的思维，秦始皇能修成长城吗?没有长城屏障匈奴早把我们赶进于大海。不管我们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西方说我们是“国家资本主义”，以目前我们房地产发展的速度及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再过30年，也就是在2050年的时候，我们还不能再造出6亿农民居住的房子？这恐怕没有秦始皇修长城难吧？

第三个是关于低端制造工厂迁址问题？我只想说，当年我们在酒泉北部地区都有能力建设卫星发射基地及具备了把航天员多次送入太空的能力。今天，我们就没有能力在西部地区建设一个钢城、服装城、鞋城、化工城、X城……？10年前浙江一个地级市一年内生产的服装已经够给全国人每人配3件。现在好多工厂已经实现了无人化生产，欧亚高铁已通至乌鲁木齐，交通和制造技术已经不是问题？还有必要把东南沿海的工厂迁到湖南、湖北、四川、河南、陕西等中部地区吗？还有必要强行在优质的耕地上搞一些招不来商的工业园又承担着巨额的借款吗？而却不去规划利用广袤西部戈壁！别的小国想利用没有啊。

四个是关于地下高铁建设问题？ 我只想说，近三十年来，我们大多数省会城市都建设了地铁，部分地级城市也建了，一个城市一般地铁总里程有几百公里，再过三十年，我们用地下轨道难道把相距几百公里，上千公里的城市连接不起来？等等，等等。

中国在农业时代之所以领先于世界，在于从后稷时起，我们从思想、农具制造、耕种技术方面就领先于世界，之所以领先，在于思想是先进的，敢于人先的决心是巨大的。近代西方之所以全方面超过了我们，也是从思想、战略、研发和技术等方面超越的。历史向来青睐有准备及创新的民族，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照搬效仿及缺乏应有勇气和战斗品质，对好的思想麻木甚至抑制及在权力面前奴性实足的本性，我们只能在西方科技和高品质生活的阴影下苟延残喘。

我从农村发展及治理方面谈了些自己的观点，有些观点仅是方向性地提出来，就不一一细论了，如有实施的可能性和必要，为了国家建设，我甘愿成为“孟姜女的丈夫”！近两年有篇火了一阵子的文章《寒门很难出贵子》，这确实是摆在中国老百性面前的残酷现实，让老百姓千辛万苦往城市聚集的原因，除了物质因素外，主要诱因是大多数老百性期望他们的后代或后代的后代在高考的队伍将不是来自远乡的人，或许这是当下中国农村人往城市聚集的无形魔力。因为乡愁和乡爱是我始终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的惦念和惆怅，才写了此文。但愿将来某一日，我们虽看不到美丽乡村，但我们却在世界的东方拥有了一个美丽中国，毕竟建设美丽乡村的初衷还是为了建设美丽中国！

说明：本文经作者授权刊发，转发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