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王贺

1930年5月，穆时英小说处女作《交流》由上海芳草书店出版。按小说末尾所标明的完成时间“二十三日，五月，一九二九年”推算，应是穆时英高中一年级行将结束、但未进入光华大学修读大学阶段课程时期写就；而其完成地点又署“于怀施堂”。那么，“怀施堂”这个地点是实有所指，还是作者为自己的书房、寓所所取的斋名、雅号？一个新文学家、文学青年，缘何要署以如此这般古色古香的名字？其又有何寓意？这首先不能不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交流》初版本

检核近现代历史文献资料可知，上海圣约翰大学即曾有一建筑物，名“怀施堂”。其落成于1894年，建筑面积五千零六十一平方米，整体为二层砖木结构。设计方为通和洋行（Atkinson & Dallas Architects and Civil Engineers Ltd.），也是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世界贸易博览会中国馆的设计者，其在西方建筑美学的基础上，参考中国古典建筑风格，规划出一尖顶、檐角上翘之钟楼，与两旁之大屋顶、外墙带有拱廊之建筑连接，直构成一四合院，为该校标志性建筑。校长卜舫济（Pott. F. L. Hawks 1864-1947）谓其“外观略带华式”，实际上也是中国大学校园里最早出现的中西合璧式建筑，因其美观，引起各教会学校的模仿。落成后，校方为纪念该校创始人、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Schereschewsky，一译“施勒楚斯基”），将其命名为“怀施堂”（Schereschewsky Hall），1951年后改名“韬奋楼”。

但“怀施堂”这一建筑的功能何在？大多数论者咸称其为教学楼，亦有说其是宿舍楼者，又有说其落成之初，楼下设课堂、食堂和图书馆，楼上则为学生宿舍，至于以后是否有变，则未见诸记载。研究圣约翰大学校史者亦语焉不详，姑存疑以俟诸来者。

圣约翰大学怀施堂

令人好奇的是，当时连高中一年级学程都尚未结束的穆时英，是如何跑到圣约翰大学的怀施堂里，开始自己的小说写作？笔者在《穆时英教育背景考——以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所藏资料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4期）中曾征引《新命月刊》第2卷第7、8期合刊（1940年12月20日出版）所载署名“重绿”的《一年来的中国文艺运动》，以为旁证：

当他（王按：即穆时英）十八岁时，便脱离家庭，只身漂流各处，有三四年的时期，没有受到家庭的接济，这时他已开始对文艺有特殊的爱好，在中学时期，即致力于创作，以稿酬所入作为学膳之费。因为他资质聪慧逾人，所以他的欲望也与时俱增，在光华高中时，他便起了躐等的念头，准备投考圣约翰大学，埋头勤习英语，他英语的深湛的修养也许就在此时打定基础，在圣约翰大学没有多久，又回到光华，一直到毕业。

“重绿”即朱重禄，乃是穆氏友人，可能相对较为熟悉这段经历。而按照穆时英胞妹穆丽娟的说法，她们家里给穆时英和她的另一位哥哥穆时彦，很早就请了专门的英文教师；为了给他们哥儿俩时常补习英语，这位女教师还带了自己的保姆来，常年住在穆家。打小儿时的补习，修能学社以及光华初中、高中的学习，可能让穆时英的英文水平，远远超出了一般同学，加之已经崭露的文学才华，都刺激着穆时英去大胆跳级、投考约翰，孰料他一考即中，遂于1929年春季正式注册入学。而这一点，在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所藏穆时英学籍档案中，也有明确的记载。

在圣约翰这一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穆时英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交流》。这部小说取材于北伐战争，聚焦革命与爱情与之冲突，揭示了新时代青年努力反抗自己的命运、尔后却迎来死亡的结局这一悲剧主题。全书以主人公项氏与陆霞玉的爱情为主线，又插入项氏从军、凯旋后目睹陆霞玉的婚礼遭受强烈刺激，一怒之下先杀掉媒人谢老儿以泄愤，然后自杀，同情两人爱情的陆霞玉的亲哥哥剑君，也在当场开枪杀死了陆霞玉等桥段。最后，“这一对可怜的情人”“在纵声的大哭中显现了胜利的微笑，渐渐的断了气。”“在一片号哭声中，命运之声露着牙齿狞然地笑了！”翌年5月，该书由作者自费出版、上海芳草书店印行，首印两千册。

此虽非穆氏上乘之作，但即便是关于其文本形态、形成及出版过程的考察，尤其全稿完成一年后付梓，就有一番曲折可表。据报道，小说写竟后，穆时英曾与北新书局、光华书局等等上海滩有数的“新文学”出版商联系，不幸皆遭退稿，几经周折，方在黄中主持的一家小店——芳草书店——出版。芳草书店位于上海四马路棋盘街西，店面虽小，但也出版过章克标的《一个人的结婚》、陈白尘的《罪恶的花》、滕固的《睡莲》等数十种文学作品。数年后，这家书店关门大吉，《交流》的“命运也就结束了”。如果不是吴福辉在研究海派文学时无意间发现此书，我们对穆时英早期的文学创作的面貌之了解，也就非常有限了。严家炎进而指出：

当时穆时英只有十七岁，完全没有什么名声，别人无须利用他的名字来推销假货赚钱。小说情节建立在凭空编故事的基础上，破绽颇多，技巧相当幼稚，但语言中诗的质素和回旋复沓的调子，证明它确属穆时英的手笔。（严家炎：《穆时英长篇小说追踪记》，严家炎、李今编：《穆时英全集》第3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

这一评论肯定了吴福辉对《交流》作者为穆时英的判断，但对该小说的评论，却是非/反文学史性质的，似与其主题之文学史性质研究不能一致，而且，也疏忽了对这些穆时英的早期文学文本中所隐现的古典文学渊源的考察。事实上，在《交流》写作的同时，穆时英已经在尝试摆脱古典小说的叙事成规，写作更切合时事的作品。例如，其同一时间创作的短篇小说《狱啸》，虽然书写一群在监狱中暴动的民众的悲壮经历，但作为《南北极》的先声，和《南北极》一集一样，不再是“新瓶装旧酒”，而显示出穆时英在《交流》之外，进一步创造性地转化古典小说传统时所做出的各种努力，应予一定的注意。

更有趣的是，在圣约翰的第一学期结束之后，亦即1929年秋，穆时英又在光华大学任诚训育主任的推荐下，转回光华大学，成为文学院特别生，直至毕业。相较之下，穆氏一生对光华大学充满深情，屡屡撰文道及此间师友与求学生活，而对只读了一个学期的圣约翰大学却似乎只字未提，以至于直至最近我们才能考证出这一经历，不过，如上所述，小说《交流》所署作地“怀施堂”一语，仍向我们提示了可能的研究线索，只是之前的研究偏多文学批评取向，且着眼于某些“宏大”或所谓“重要”之问题，而无暇顾及此点。

怀施堂南立面

不过，《交流》毕竟只是穆氏的处女作，今天我们重读，有时很难想象与为穆氏赢得大名的《南北极》小说集和“新感觉派”时期创作竟出一人之手。而“怀施堂”，除了纪实，指出《交流》的写成地点乃是在圣约翰大学怀施堂中，或许还提醒我们注意当时该校的西洋文学、新文学气氛所给予穆时英早期创作的影响，但遗憾的是，这一方面并无坚强的论据，在此只能存阙。

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