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出使西域图

今天，我们随便走进一家水果店，都能见到榴莲、山竹、车厘子、牛油果这些从国外进口的水果。其实，我们今天经常食用的西红柿、地瓜、胡萝卜等食物，也是在古代从域外引进的。

中国人餐桌上的外来物种不远万里、各有来头。从它们的取名上，大概就能猜出其传到中国的年代。比如，“胡”系列食物，多为两汉两晋时期由西北陆路引入，“番”系列大多为南宋至元明时期由“番舶”(外国船只)带入，“洋”系列则大多由清代乃至近代引入。你可能不知道，我们常吃的地瓜，是福建人从海外引进到中国的，这其中还费了不少波折。

据中新网、北京青年报

史上第一位“带货天王” 张骞的“行李箱”被夸大了

“胡”，古代泛指外国或外族，或指地处西域的少数民族地区。“胡”的称呼盛行于秦汉，延续到隋唐及以后。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张骞先后两次率团出使西域。数百年后，人们发现集市上出现越来越多的来自西域的食物，或许会有人感叹一句:多亏了张骞。

西晋名臣张华编纂有中国第一部博物学著作《博物志》，他在书中说:“张骞使西域，还，得大蒜、安石榴、胡桃、蒲桃、沙葱、苜蓿、胡荽、黄蓝。”据说由张骞带回中原的农作物还有不少:胡瓜、胡豆、胡蒜、胡麻……

由西域传来的农作物除了“胡”姓，还有无花果、石榴、葡萄（蒲陶）、西瓜、菠菜（唐时传入中国）、胡萝卜（元时传入中国）等，而这些农作物中，除了胡萝卜传入中国年代很晚，其他几乎都被归为张骞名下。

张骞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然而，有一说一，我们餐桌上的这些食物并不能简单溯源为“张骞带回”。

拿胡桃来说，最早记录胡桃的是《东观汉记》:“后汉有……胡桃宫。”《金匮要略》也有记载:“胡桃不可多食，令人动疾饮。”这说明胡桃引进中国的时间是东汉时期，与张骞没有关系。

由于古书传抄过程中的讹误、地理名称和植物名称的迁移联想等原因，导致张骞和“胡姓”作物画上了等号，史上第一位“带货天王”张骞就这样“封神”，很显然，后人将他的“行李箱”夸大了。

番茄走上中国的餐桌 其实也不过百年时间

中国的“外姓”农作物中，“番”姓是另一大家族。唐代以后，由于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海上贸易得以迅速发展，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人类进入航海新时代后，一些美洲作物开始经由海上贸易辗转传到中国境内。由于这个时期人们把域外称为“番”，因此这时期引进的作物很多都以“番”命名，包括番薯（红薯）、番豆（花生）、番椒（辣椒）、番石榴、番荔枝等。

番茄原生长在南美洲秘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番茄都是欧洲人花园里的观赏植物，没人敢食用，因为据说这种看起来很好看的食物有剧毒。直到17世纪，有一位“作死”的法国画家实在抵挡不住它的诱惑，冒着“生命危险”吃了一个，之后就安静地躺在床上等待死亡，结果当然是毫发无损。于是，番茄开始走上人们的餐桌。明万历年间的赵子函在1617年所著的《植品》，是目前我国最早提到番茄的文献，书中记载，西洋传教士在稍早的万历年间，把番茄和向日葵一起带到了中国，称为“番柿”，后因它的颜色鲜红，来自西方，所以就有了“西红柿”的名称。直到清朝末年，番茄才真正成为食品走上中国餐桌。

番薯引进改变饮食结构

使清朝人口翻了一倍多

番薯，即我们所说的红薯。番薯最早种植于美洲中部墨西哥、哥伦比亚一带，由西班牙人携至菲律宾等国栽种。番薯最早传进中国约在明朝的万历年间，多年在吕宋（即菲律宾）做生意的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同其子陈经纶，见当地种植一种叫“甘薯”的作物，生熟皆可食，产量又高，而且不挑土地，于是决心把甘薯引进中国，以缓解家乡山多田少、粮食不足的现状。然而，当时的西班牙殖民当局视甘薯为奇货，“禁不令出境”。陈振龙经过精心谋划，“取薯藤绞入汲水绳中”，并在绳面涂抹污泥，于1593年初夏，巧妙躲过殖民者关卡的检查，“始得渡海”。

小小番薯的传入，改变了千百年来国人的饮食结构，促使中国农业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人口出现爆炸性增长。据史学家研究，大力推广番薯种植的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清朝人口由1.5亿飙涨到3.13亿，翻了一倍多。

链接

“洋”姓家族引入

和外国人传教有关

“洋”姓相比于其他两大家族，传入中国的时间较晚（大部分为明末和清朝），其传入中国的途径大多和外国人来中国传教的活动有关。“洋”姓家族主要代表成员有洋芋（土豆）、洋花菜（菜花）、洋白菜（包心菜）、洋葱、洋姜等。

来源： 厦门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