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洁（澎湃新闻 蒋立冬 绘）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沈洁最近出版了新书《民国的“失传”——清末民初中国革命再阐释》，重新审视清末民初的中国革命，讲述其另面的源起、脉络与纵深。当我们说“未完成”的辛亥革命时，它又是怎样与民国的“失传”勾连起来的？在沈洁看来，需要观察革命史之外的思想变迁与社会变动。

您的新书取名“民国的‘失传’”，所谓的“失传”究竟指什么？

沈洁：“失传”是鲁迅先生的话。鲁迅是亲历辛亥历史的时代中人，又是一个超越具体时、势的敏锐、深刻的历史与人性的洞察者。他对于“国民性”、“中国”以及“中国历史”的种种批判，对于辛亥革命、共和成立、民初中国的那些指摘，犀利，沉恸。他在1925年，距离辛亥十四年的“忽然想到”，他讲，“我想，我的神经也许有些瞀乱了。否则，那就可怕。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退一万步说罢，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

我用了他的“失传”。自然，作为一个后世的写史者，我没有在哀叹什么，也不做伤悼。可是，“失传”非常契合我对于辛亥及其开创的共和的描述。

辛亥革命是一个短短一百二十余天的“瞬间”，而它的发动，顶多上推十年。以十年推倒三千年，这个过程是怎么实现的？我从清末的革命动员讲起，讲印刷与制度变革引发的知识更新和思想转型，讲革命因舆论、思想啸聚而来，这是辛亥的特征，也构成辛亥“未完成”、民国“失传”的重要原因。

所以，我的这本书，如果一言以蔽之的话，就是在讲述辛亥是何以成立的，它成立的方式缔造了一个怎样的民国。在“未完成”与“失传”的衔联中，观察革命史之外的思想变迁与政治变动。

《民国的“失传”：清末民初中国革命再阐释》，沈洁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

甲午，特别是庚子以后，中国的思想与观念发生了非常剧烈的变化，中西之争一变而为新旧之争，究竟是什么力量促成了这种变化？

沈洁：由“中西”而变“新旧”，有一种明显的价值转折。坚船利炮，万国梯航，西力东侵，致中、西、新、旧交错，这是我们讲中国近代，常识化的一个前提。

传统分界，是讲1840年，但实际上我们知道，除了少数先识者，绝大部分士人痛切感受到外部世界及其对中国历史、文化、意识、意志力的侵入，是从甲午开始的。戊戌与甲午联缀在一起，晚清中国真正具有共识意义的革政思想启程。与革政相伴的，便是革命。一方面，甲午战争后期，身处海外的孙中山开始革命尝试。1895年2月抵达香港后，孙中山在日本商人梅屋庄吉帮助下，与日本驻香港领事馆领事中川恒次郎联络，请求武器及资金援助，并与同侪策划在广州起义。另外一方面，“驱除鞑虏”到底是怎么策源的，实际上，也与日本相关，他们在甲午之际便对中国进行种族主义的挑动，宗方小太郎撰写《告十八行省豪杰书》，就开始讲“逐满清”，“起真豪杰”，“勿为明祖所笑”。

甲午一役，摧垮了士林的精神自信，所谓“四千余年之文物声名行将扫地而尽”，“变”在此时构成“共识”，从甲午到庚子，倭仁式的那种中国自信，不存在了。这个影响非常深远，往后一直到辛亥到五四到1949直到今天，有关中国政治与中国文化的诸多争执和混乱，都受到这种心态的影响。这个过程，还包括诸如“国家”、“民族”、“国族”一系列新观念的出现。当时许多人，都是在甲午战败的情境中，开始言说“国家”，“知道国家是个怎样的东西”，这些有关国家、国族的表达，意味着中国开始进入世界，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对于“中国”的理解，变成了“中国在世界中”“世界中的中国”，有关身份和认同的位移，直接导源了历史叙事的转折。这些，都可以在中西新旧的扩展线上考察。

我们现在讲“新旧之争”，时人讲“世局原随士议迁，眼前推倒三千年”，我的第一章“‘新学猖狂’的时代”，“新学猖狂”是张之洞晚年的一个“悔心”。问题是，“新学猖狂”怎么达成的？

所以我费了相当大的笔墨去论述西学、新知与制度改革、技术革命、社会变迁的连动关系。我想在一个制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网络中探讨价值秩序重构。这个过程，科举改章、停废与书业的互动，至关重要：废科事件怎样从朝堂政令及教育、取仕一隅扩散至广袤的经济、社会，学制变迁如何与印刷、阅读乃至整个士林风习蟺变交互影响，旧书业如何在制度、技术与文化的综合作用下式微、更递，上海取代传统印刷重镇，成为新式出版业中心，空间位移中又包含许多繁复的经济因素。

学制改革与印刷业的根本转型，这两个事件交逢在晚清“中”“西”“新”“旧”的世道迁折中，两者并非引发与被引发的单一因果关系。在所谓“辛丑、壬寅之后，无一人敢自命守旧”的朝局之变与人心之变中，技术、经济空间格局的演变其实是真正将这些思想变局实现并固定下来的本质性力量。我想说的是，这是一个综合的、合力的过程，若非科举改章，考试内容变更，“启蒙”便很难与“生意”共谋；若非技术革新、现代的通讯与交通，大规模的印刷与传播不具条件，书商、报人便不可能在短短数十年间，使“旧的中国”一点点圮裂，使孤另的思想汇流为思潮，推动制度改革、政治迁易。

我想要做的，是思想史的另一种研究路径：将思想史研究实体化，用“印刷”这样的一个“枢机”，整理、分析晚清中国的文化潮动。

辛亥是中国现代革命的开始，也是这本书的重心。您书中的上篇为“印刷与革命”，让人想到谷腾堡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及近一二十年互联网带来的变革，是这样吗？

沈洁：谷腾堡革命，也就是我们习称的“印刷资本主义”，包括你讲的互联网变革，我想，在一个传播学的脉络中理解，基本上指向的就是信息传播方式导引的思想变动和社会变迁。我前面已经讲了，思想，要从“先识者”的脑际、案头向一般社会铺展，不是思想本身能达成的。它需要媒介。

关于印刷资本主义与宗教改革，以及与“现代世界”的兴起，这是安德森著名的“想像的共同体”着力描述的。安德森以欧西历史建构的理论，在中国语境中，有适用度，但也有它无法解释的部分。中国在谷腾堡革命之前已经有了相当繁盛的印刷业，官刻、坊刻、私刻，书院、精舍、书堂及各色家刻，在宋明以降的学术、商业与社会中有丰富展衍。另一方面，安德森的理论也不能解释中国谷腾堡革命的特殊性：中国从西方各式各样的印刷技术中做出了怎样的选择、为何如此选择，以及，这些选择的后续影响，都存在于中国历史发展的自有逻辑中。所以，芮哲非写了《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从中国传统的印刷文化与印刷商业谈起，讲述了1876至1937年间西方的印刷技术取代中国传统雕版印刷术的过程。

而在我的书中，着重讨论了新书业与晚清“君宪”“革命”的关系。我把这个过程总结为“上海影响”：书报通过哪些渠道、什么方式传布到内陆，文本如何抵达读书人？相同的思想资源为什么造就了革政与革命两种不同的道路选择？邮路、学堂、师友之间，从技术到建制，从商业到人群，我用林林总总的阅读记忆，有趣的故事，串联了一个知识、思想的传播路径，它如何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深重改变了中国历史。“革政”“革命”主张汇聚在一起，掀动人心中潜伏的波澜与希冀，终于使波澜、希冀化为了行动。

《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

辛亥是在这样的阅读洗礼、思想风暴中汇聚的，它不是在经历了切实的、社会的、经济的变动之后，引发的革命。我当然不是说，靠着文本传播，革命便自然成立了，辛亥还有其他动员，但知识与观念变迁切切实实撼动了社会。我们在一个历史的、具体的语境中看“人心”，辛、壬之际大厦将倾、“人心尽去”，这不仅仅是玄学化的历史抒情、清遗民式的悲戚，也是清季知识转型、思想变动的具体结果。

这个“上海影响”可以延伸到1920、1930年代，印刷一方面依旧接应启蒙及思想运动；另一方面，进入“大上海”时代，消费、市场繁盛，文人、商人与市民社会川流其间，大报、小报，大型的出版公司与小书铺，从制造、传播到消费，印刷又进一步构建、丰富了都市中的文化空间，而“左翼”与革命文化即在此空间中孕育、壮大。在市场、商业、消费以及地域、空间的多维视角中，再看现代中国的兴起及其一次接一次的转向，这是思想衍变的轨迹，但同时也是政治、经济与文化交织的网络，牵涉到思想被制造、传播，以及在更广阔空间内流动的过程。“上海摩登”构建的这个物质社会、消费社会提供了文化生产与文化传播的巨大便利，左翼思想与共产革命的组织即在这个便利、兼容度极高的网络中，悄然生长、蔓延、喷薄，指向了新的未来。

“反满”当然是我们很熟悉的晚清历史，您的“再阐释”与我们以往理解的反满，以及反满对于辛亥革命的意义，有哪些不同呢？满人在民国时期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命运，或者说，对他们而言，民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沈洁：反满在辛亥革命舆论动员史上的重要作用，不用多讲。这其中，思想运动是一个层面：革命派制造满汉隔阂，明清易代之际的创伤记忆被迅速唤回到当代，成为宣扬革命、推翻异族统治的利器。所以胡汉民说：“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由反满鼓荡起来的革命激情要比反专制更容易传播，也更容易激起情感上的共鸣。

书中的反满与族群，不着重思想动员，主要从分殊、行动和“遗民”三个层面揭示族群问题与中国现代革命的关系。

关于分殊，我想要分析的是，除“满汉异族”，以反满为主题的近代民族主义存在更为复杂的内涵。比如，经常强调的“瓜分危机”——“彼满政府以恶劣无能，陷吾民如此恶境，强邻虎伺，楚歌四面”，朝廷无能，必颠覆之，方可救中国。这是反满的常见论调。值得注意的是另外一层有关“不可仇外”的议论逻辑。我们知道，鸦片战争以后的救亡叙事中，排外与仇外是普遍心理。然而到了辛亥前后，排外不再是亟务，排满才是首要。“排满”—“救国”—抵抗侵略是一套论述逻辑，与之对比，辛亥年的修辞发生了明显转折，“外人”仅为“及身之祸”，而“满虏”则为“祖父之仇”。并且，排满重于排外的思想，此际不仅是言辞，也是实际行动。革命过程中，各地方军政府发布的公告，均特别强调“保护外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从“中外大防”到“逆胡膻虏非我族类”，意味着，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变换了他们对于边界的定义。在我看来，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观念，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确认边界。鸦片战争之后的困局，敌我边界在“中”与“外”、“华”与“洋”；而在推翻清廷的革命逻辑链上，“满”重于“洋”。这说明，“民族”边界是时势造就、具体而微、不断倾斜变动的。救亡图存大前提下，“反满”，羼杂着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文明与野蛮，国族、民族与种族，等等各种复杂的题中之义，这种“复杂”直观反映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多义与多歧。

关于行动。这也是我特别强调的一点，通常讲辛亥革命是政治革命而非种族革命，未流血十八省光复。这是部分事实，却也不是事实之全部。武昌起义后的满汉对峙，族群界分，部分满城的杀戮事件，加之战争激扬起的谣言，中枢的满洲亲贵与八旗兵丁一起，由恐慌而惊惧，最终放弃抵抗，选择让政。南北和议，辛亥大妥协有诸多繁复的人事、时势关系在里面。仅仅革命对手方这一侧，就包含帝后及亲贵集团，枢臣与疆吏，驻防，北洋系，江浙立宪系，等等，中间还掺杂着革命集团中与各方势力皆能周旋的一些重要人物，及革命集团的内部分化。退位诏书和优待条件的起草，从人选、成稿到最终底定，过程是怎样的，中间经历了多少博弈、转圜？四川将军玉崑、杭州将军德济，各自在什么样的情势下、与什么样的势力达成妥协。光复之际，驻防、士绅、新军、民党、会党，甚或羼入革军队伍的“匪”，在各地有复杂的组合、对峙，均构成走向共和的具体情势。满与汉是透视共和转型的一面棱镜：革命虽撼动帝制，但帝制牵丝攀藤，妥协及退让是历史的明面，隐伏处，更有层层叠叠的人事权争及政治理念的分裂；这些权争与分裂，直接决定了民初政治的基本面貌。

关于“遗民”。我想要在一个遗民史的视角中讨论后“驱除鞑虏”时代的族群与政治认同。革命鼓荡起的族群对峙不会随“五族共和”自然消亡。辛亥之后，满族作为一整个族群的流亡史，可以看作是辛亥革命的遗留问题，非但“民国”变成了“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对于一个族群更意味着数十年的流亡与隐匿。清遗民可以义正辞严讲“民国乃敌国也”，旗人呢？大量的隐姓埋名，有遗民之实，却不能获得遗民的“名份”。去做改满族为汉族、更换姓氏的法律呈文，亦要先高呼几句五族共和时代的美好。连沉默权都没有。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的遗民处境都无法比拟的无言的退场。

当然，我摭拾的，不是历史中的颜色与情绪，而是作为遗民的旗人，他们的命运所昭示的以辛亥为开端的现代中国，充满了矛盾、反复与羼杂的历史过程，另一重意义上的辛亥余绪，也想要在这个余绪中探讨共和的“失传”及其转向。

在您的辛亥叙事中，特别强调这场革命的“未完成性”，关于民初中国的论述可以说即是围绕着“未完成”这一线索展开的。书中以奉化为例，具体而微地展示出1920年代地方力量的党化、权力重组及向“国民革命”的引渡的过程。那么，您是如何看待地方的历史与整体大历史之间的关系？

沈洁：这个我不知道算不算个人的一点偏见，或者说，与我秉持的史观有关系。大凡地方史、个人史，我一定会作为读者，在假想中提问作者，“地方”的问题指向在哪里？除了你所找到的史料，“宁波”“温州”或者“X州”，到底意味着什么？“地方”及“人物”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构成“历史问题”。这个不是自明的，《春秋》之义，“常事不书”，不是所有问题都值得成为“历史问题”。

奉化个案这一章，能成文其实也偶然。2014年参与点校《张泰荣日记》，整个阅读与整理的过程，我几乎没有感觉到太多的“史料兴奋”。平平无奇、絮絮叨叨的一部个人生命史，除了有关社会生活与经济的那部分，我不知道，这样的一部史料，要怎么入史。偶然是在于，我在梳理地方改良社团“剡社”历史的时候，发现了许多熟悉的名字——中共在奉化建立党组织、发动群众运动，最初的关键人物。顺着这些人名，我摸索到了一个自晚清逶迤而来的，地方社会如何被组织与整合进国民革命脉络、并终而建立党治的一个基本线索。这部日记的主人张泰荣，其实属于典型的“无名者”，使他“进入地方历史”的节点，是1925、1926年前后，加入剡社，并在不久后加入国民党。个人史揭示的，是中下层读书人如何通过加入新的组织、党组织获得身份，进而成为“地方力量”的一部分，他由此，从“无名者”进入了“历史”；而以剡社为代表的自治团体与戊戌一代地方精英及国民党、共产党组织的相互渗透、融合、援引与捻接，则揭示了地方力量党化与组织化的具体经过、情形，以及，在此过程中地方权力关系的重组，勾勒了清末新政以降，一个典型意义的，“地方”由散沙状进入组织化、党治化的历程。这样，就在辛亥“未完成”的延长线上，解释了从民初的法统之争到党治，为何发生、又如何转型。

张泰荣

我认为，这就构成了“地方”的问题指向，是我们理解大历史所需要的，“毛细血管”式的纵深。

有关争夺党统的问题。在1920年代地方力量汇流与重塑的过程中，也已经形成了大体的轮廓，预示了大体的走向。国共两党的早期基层党员，是科举停废后学堂时代造就的一种新社会力量——学而优则仕的固定上升渠道取消，被抛入社会，由信仰的动员、生计的困顿和精神的空洞，合力，推入革命大潮。一方面，他们托援于戊戌以降结成的权力网络，创建并发展其组织力量，另一方面，又空前深入到街衢、乡村，发动了、裹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人群。这批县、乡一级的跨党党员终而成为共产党组织的跟随者和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依托五卅，在“反帝”旗帜下，农工运动迅速渗透到地方社会的各个细部。从“再造共和”到“以党造国”、“国民万岁”，在地方史鲜活繁密的细节中，中共为什么比民党拥有更强大的底层动员能力，线索也变得更清晰了。

清末民初的中国革命，实际上是在现代国家的确立过程。一方面是“国家”一步步向地方渗透，即“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改造；另一方面地方在这个过程中亦并非全然被动地接受“渗透”和“改造”，而存在着一种极其复杂的互动与博弈。这一博弈和反抗是怎么影响国家建构与现代建设的?

沈洁：到1930年代，辛亥余绪中的政争与党争只剩余波，确立一个现代政府的“合法性”，成为主题。现代政治的确立，需要经历一系列自我形构以及对他者的规训，所谓“训政”，既是对人民进行运用民权和承担义务的训练，也包含政权自身的训育。这个过程，通常我们讲——规训，“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现代性的压制性影响”，“倾听沉默的大多数”；斯科特讲“弱者的反抗”，同样也是属于“拯救历史”这一面的。

在我讲述的这个社区故事中，一方面可以清楚看到“现代”如何论述传统、定义传统并对其进行改造，“国家”如何进入社区，做怎样的努力去规训地方社会。清末民初破除迷信、禁革迎神赛会，现代国家定义什么样的信仰为“正信”为“合理”，用“理性”“科学”要求民众，规定其生活方式，这中间，既有现代性的认同，也包括纷繁复杂的利益诉求。这个“规训”的历史，我们大致熟悉。

苏州城的“求雨故事”，弱者的反抗固然是很重要的一面，但“现代”与“国家”并没有那么强拗，或者说，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民众与传统、仪式的对立者。国府大张旗鼓“反迷信”的1930年代，对如火如荼的祀神活动，从开始到极盛，政府都是默不作声的旁观者，而只是在仪典已成疲态时才象征性地逮捕了几名“无业游民”。这说明什么？正如现代人对“迷信”的暧昧，民国年间，国家之于社会的规训，也处在一种松散、游移的过程当中。

故事的主角，现代政治规训与惩罚的对象——“习俗”、“信仰”、“仪式”、“惯习”。在非常多的实践场景中，民众与“规训”基本隔膜，相当于两个平行世界。日常生活有强固的自足逻辑，遭遇批判与改造亦有不同阶段，视情境有不同反应，这些力量，构成对现代性自我认同及权力建构的反向塑造。我说的“反向塑造”是指国家按照现代规则改造民间生活，他们也只能依着惯习循序渐进，甚至更多情况是无法改造，行动反被民众世界牵引。这说明，“现代”既是指导性和支配性的，又是实践性和流动性的，是民族国家的建构理想与社区历史争持与妥协的过程。

在“结束语”中，您说这本书是你试图绕开“拾骨之学”所做的一点点努力。“拾骨之学”怎么讲？这种努力本身应该也寄托着您对史学的理解。

沈洁：这个话是刘咸炘讲的，他讲史学有考证事实之史考、论断是非之史论、明史书义例之史法、观史迹风势之史识四端；他又讲，史法明，史识乃生……作史者不知此，则纪传书只是一碑传集，非史矣。读史者不知此，则史论只是一月旦评，非史论矣。……浅陋之学究，专以论人为史学，徒骋己见，固不足贵；而博杂之考据家，专以考事为史学，亦只为拾骨之学。

“浅陋”与否，不在讨论之列，是勉力之事。我理解的“拾骨之学”，不但包括历史研究对象及叙事方式的选择，也包含能在心里升腾起来的精神力量，心性所依。读史阅世，在事上磨，大概并不会让人变出“现世”聪明，却是能够让自己沉到河流底部，观察人间的一点点定力。在历史中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打捞人心与人性中的恒久价值，对我来说，就是这个职业带来的最大收获，就不是“拾骨之学”了。也算是一种未必能至而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