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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网线,背后是复杂的中国

免费算命 宝宝起名 2022-04-08 3 0

一根网线,背后是复杂的中国

当今世界,没有人能脱离数字的影响。透过一根网线,某色拉博走出了大山里的悬崖村;在直播中,55岁的吴圣翠第一次找到“自我”;李根繁通过短视频,将白族调传递到了遥远的地方。数字已经潜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文 | 钟艺璇

编辑 | 卢枕

运营 | 栗子

一根网线,背后是复杂的中国

两把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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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色拉博住在悬崖上。每下一次山——这个垂直距离大约是800米,他需要扶着一条天然藤梯徒步下行,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呼啸的风直直地刮在背上。路途并不顺利,有时候,树木就这样从峭壁上的大石块中钻出来,某色拉博要注意突然横出的树枝,更不用说从高处跌落的滚石。

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阿土勒尔村,这样的藤梯有17条。村庄坐落在海拔1400-1600米的山坳中,从远处看,像悬在半空。只要某色拉博往下俯瞰,就能看到山脚的勒尔小学。过去,阿土勒尔村的所有孩子都需要借助藤梯往返于村校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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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悬崖村最早用于上下山的藤梯。图 / 《无穷之路》纪录片

饶是某色拉博这样身手敏捷的彝族汉子,往返都需要两小时,更别说孩子。护送孩子上学是村里的一件大事。2016年,村里有15个上小学的适龄孩子,他们住在学校,每月回家两趟,每次上下山,都会有三位家长轮流接送,一个引路、一个在中间、一个在最后护着孩子们。远远望去,藤条和悬崖几乎融为一体,大人和孩子由上至下组成的队伍连成一线,贴在悬崖上缓缓移动。

同年,这样的照片被拍下来了。阿土勒尔村也有了一个新名字,外界喊它“悬崖村”。

悬崖村一夜成名。在城市,纵横交错的天桥与公路如同毛细血管般细密,人们已经难以想象,悬崖村的村民只能倚靠一根藤梯出行。在报道后的不久,2016年底,钢梯取代了悬崖村的老旧藤梯,村里也通了4G网络。

钢梯让某色拉博上下山的速度更快了,现在他一小时不到就可以完成一趟往返。但另一把“天梯”才真正改变了他的生活。2018年,某色拉博看到一位游客手中的短视频,他瞬间被吸引,感觉“很好看,很吸引人”。

某色拉博注册了一个抖音账号,开始频繁更新自己往返钢梯的路途、彝族村民的习俗以及自己的日常。很快,在短视频上,“悬崖飞人拉博”迅速成为村里的名人。此后的日子里,某色拉博上过中央电视台,在电影频道和周迅一起做评论,甚至当上了微电影男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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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 某色拉博的抖音账号

类似的故事也在湖北省泰山村发生。香菇妹妹直播的第三天,直播间就来了个大人物。

起初她不知道,只是看着长长一串的英文名发愣,“这得咋念”,她想,最后只能笨拙地说了一句“晚上好啊”。这位来自北京的网友待了一会,给她送了一杯价值166点券的奶茶,随后又有几位北京的网友进来,下单了两份农产品。

香菇妹妹高兴坏了。早上四点多,她急忙拨通吕凯的电话,顾不上对方还在休息:“吕老师,昨天有个叫做Allen Zhang的人给我送了奶茶,你认识吗?”吕凯是她的直播培训老师,遇上任何问题,香菇妹妹都会第一时间向吕凯发问。只是这回,在讲述上都遇到了困难,“Allen”这个单词,香菇妹妹不会念,她就挨个字母磕磕巴巴地报给吕凯听。

后来她才知道这个“Allen Zhang”真名叫做张小龙。对这个中文名字,香菇妹妹依旧陌生,还是吕凯提醒她,“你现在用的微信就是他发明的”。

这也成了香菇妹妹反复提及的一个故事,在后来的直播里,她经常眉飞色舞地向直播间的人描述这段经历。算起来,香菇妹妹已经在视频号上玩了2年的直播,她今年55岁了,本名叫吴圣翠,用她的话说,自己就是“湖北一位60后农民”。

直播的时候,她喜欢穿玫红色的棉衣,戴上白方巾,还有一副细框红边眼镜。有两个本子她一定要随身带着,一本是蓝皮的电商结业证书,还有一本红皮的培训荣誉证书。“我考了证”,她经常强调。她的直播间粉丝并不多,每当有人进来,她会第一时间欢迎对方,“晚上好朋友”。如果这位朋友恰巧和她一样,来自湖北,她会兴奋起来,迅速报出自己家的位置,“那你家在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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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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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色拉博和吴圣翠从未想过,自己距离外面的世界会如此之近,此前,他们一个从未踏出过村子,一个则没出过省。时空的阻隔,就这样被一根网线所打破。

但要串起一根网线十分不易。任杭第一次在深圳接触二维码的时候,这个黑色的小方块迅速吸引了他的注意——只要轻轻一扫,一个全新的网页或者应用就迅速蹦了出来。他问黄冈老家的朋友,“知道二维码吗”,对方一头雾水。

他决定把这个小方块推广下去,回到武汉,带着一台电脑,任杭一个人每天能跑一百多家商铺。但要改变人们的支付习惯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尤其在那个现金和POS机遍布的年代。最灰心的时候,任杭和朋友站在地铁口,在地铁的播报声中总结一天的成果。“你多少个?”3个人同时问彼此,最后愿意用二维码支付的商家仅仅只有一两家,几个年轻人又面面相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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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 视觉中国

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野生码农也在试图拼接一根根网线。这些年轻人扎堆在广州、深圳,他们有些并非“职业兵”,只是阴差阳错入了行,有些则在互联网公司碰壁后选择独自创业。从自己购买的第一台电脑,再到几个人的团队,他们作为散兵游勇的外包公司,从键盘中逸出的代码,正在为互联网大厦的构筑打下地基。

可这根网线面临的,还不仅仅是接入困难。在吴圣翠生活的农村里,人们起初并不习惯互联网,甚至有些抗拒。培训了一个月后,吴圣翠终于学会了视频号、直播、支付的操作。但是更大的烦恼也来了,有些村民知道吴圣翠在做直播后,悄悄议论她“丢人现眼”。

其中甚至包括她的丈夫。丈夫常年在安徽的一家锅炉厂工作,只有农忙时才回家,平时吴圣翠就一个人待在农村,辗转于菜地、鱼塘和鸡舍中。在丈夫看来,直播就是“抛头露面”和“不务正业”。这种不满隐藏在生活的细枝末节中,一次,吴圣翠顾着看视频号里的留言,忘记做饭,丈夫喊了几回,她都没听见,突然,丈夫猛地冲过来,一把抢过手机,狠狠摔在地上。

吴圣翠觉得自己的胆量和那部手机一样,被摔碎了。后来有村民问起,“你一早出去干啥去呢?”她总是谎称自己去市里买菜。事实上,为了去40公里外的当阳市区上培训课,吴圣翠早上五点多就得起床,割草、喂鱼、喂鸡、捡鸡蛋、备柴火,终于忙完后,再骑摩托车去镇上的汽车站赶每早六点半的班车。

这样的误解,吕凯的感受也颇深。“直播培训刚进村子的时候,很多村民觉得我们是传销。”刚开始,直播基本没人参加。有村民家的冬桃滞销,成片成片地瘫在地里,吴圣翠主动鼓励他尝试直播卖货,对方很抵触,“我才不像你一样搞传销”。

吕凯曾经想在湖北市孝昌县的某个村子,打造一个乡村网红团队,叫“七仙女”。在农村,寻找形象好、表达能力好的女性已经有难度,何况当时村民对直播的认可度并不高。报名时,许多宝妈是“瞒着家里人来的”。好不容易凑够人,吕凯为“七仙女”准备了汉服,教她们唱歌跳舞,但有一天,“七仙女”被迫解散了,原因是一位宝妈被家里人发现后,将她关在家中,“不许她再接触直播”。

观念不容易改变,但也有些人面临“想用不会用”的困难。无锡市新吴区太湖花园第二社区,设施条件很好,也有着丰富的文体活动,但社区里的老年人们依旧在学习使用手机这件事上有不少烦恼:有人搞不清微信和支付宝的“扫码”,经常扫出一行乱码;有人不会网上购票,每次出行都要子女来代买;有人总是下载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手机很卡,或者内存不够,最后连微信都打不开,自己也不会清理。

2017年,社区办起了智能手机教学班,虽然报名的老年人很多,但经常找不到合适的老师来上课。他们请过电信公司的职员做讲座,一个小时的课有一半都在卖手机,后来还是一位80岁的老人自己边学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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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 无锡市科学技术协会

其他状况也频发。社区副主任华燚去上过一节课,结果老人们排队找他修手机。“这个手机课它持续不了,一持续就会出现很多问题,直接把你淹掉。”华燚很无奈。尽管互联网在建立起更多的连接,但一条数字鸿沟仍然横亘在城乡之间、代际之间。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数字平权的过程。老人用不来手机并不是笨拙,而是数字使用习惯的问题。但这种不平等一直存在,尤其是在我们的县域里,只是这些问题转换了面貌而已。”哈尔滨工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吴肃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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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硬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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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越来越多的群体、地域被同一根网线连接起来,数字原野的版图不断扩张,机会和冲突也在不断发生。

悬崖村火了以后,家住附近村庄的彝族姑娘阿西迅速成为短视频平台上的“头部”女主播。她平时会在家附近一个破旧的生产房工作,里头圈养了猪、羊和牛,“打荞麦也在这里”。阿西的直播内容就是一家人的劳动,同时兜售凉山的土特产。她从早上八九点开始直播,期间要不断重复地回答网友问题,忙的时候,她会把镜头对准妹妹,让妹妹接替她一会。

“这是她的日常,这就是她的生活。”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讲师姬广绪在大凉山调研时,接触了阿西。在悬崖村曾经的贫困与落后被所有人看见后,人们陆陆续续挤进了阿西的直播间,并发出惊叹:“现在还有这么穷的地方吗?”

事实上,阿西已经尽量避开多数与贫困挂钩的意象——比如她平时工作的生产用房。她尽量将直播镜头对准身后的大山,但这样的评价依旧源源不断。

之所以这样敏感,因为阿西发现当地的一些村民已经开始配合外界对大凉山“贫困”的想象。“在直播的过程中,一些主播通常刻意表现出生活的艰辛和生活条件的艰苦。”姬广绪说。有的主播会蹲在户外,直接将地里种的圆根拔起来,简单擦拭两下就大口吃起来,有的主播则把方便面倒在脏兮兮的脸盆里,喂给自己年幼的弟妹。

“粉丝们观看这种‘贫困’,收获了一种心理上的爽感。主播则通过差异化的生活方式,将注意力转化为流量变现。”姬广绪表示。

而将真实生活直播给他人的村民们,也开始怀疑,他们究竟要给对方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悬崖村村民陈东感觉自己现在的一举一动都变得“小心翼翼”了。陈东家庭条件不好,两个女儿放假后经常要在钢梯上卖水给来往的游客。悬崖村获得关注后,吸引了大量外人来村,一位记者把陈东女儿卖水的画面拍下来,发在了网上,并配了一些扭曲真相的文字,这给陈东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从那以后,陈东对任何外来者都报以警惕,包括自称“粉丝”的人。姬广绪第一次遇见陈东时,他正在直播,姬广绪准备拍摄一张他正在工作的图片,却被喝止。姬广绪后来解释称自己也是他短视频平台上的一名粉丝,但陈东依旧愤怒,“你可以取关我”。

而阿西也经常遭受网络上的话语暴力,一些抹黑她的谣言从未停止。直到现在说起,她依旧会崩溃大哭,“我到底伤害了谁?”他们被卷入两个世界的碰撞与折叠,真实和虚拟的边界同时让阿西和陈东困惑,到底是他们主动分享了自己,还是在被观看者规训?

唯一能确定的是,这是数字技术带给他们的意外与风险。“所以我们现在会讨论数字技术与社会福祉的关联,先赋条件不同的人在利用数字技术时,产生的结果也不同。”姬广绪认为,像阿西和陈东这样处于数字劣势的人,他们尚未总结出一套与技术磨合的方式,对技术应用的不成熟,也增加了他们与技术打交道的风险。

但阿西已经想不了太多,她现在已经有296万粉丝,全家人的开销都由她负责。她在短视频平台上卖花椒,卖一袋500克的花椒可以赚8块钱,每天直播四五个小时,好的时候一天可以卖出2000单左右的花椒,每个月的平均收入能有三四万块。

这些钱都被阿西用来改善全家人的生活,她给家里买了100只羊、10头牛。如今她最庆幸的是,她不再需要外出务工。阿西对打工已经有了阴影,她16岁就被同乡带到青岛,因为身材矮小,工厂担心她被一眼看出是童工,没有录用她。随后的两年里,她又辗转到其他地方打工,但还是每晚睡不着觉,做不了几天工,就被送回家里。直播至少让她有了更加稳定的生活。

数字生活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它把外界的流量焦虑带到人迹罕至的大凉山内,又给予了大凉山村民努力的回报。但硬币不只有“规训”和“赚钱”两面,更早受到算法训练的一帮人,比如城市里的外卖骑手,已经开始在数字系统的夹缝中寻找规则的漏洞,用取巧的方式换取一种更加舒适的生存状态。

社会学博士周南曾经加入了深圳华强路的一个外卖配送站,在这里,她切身感受到,在看似自由的表象背后,在“弱契约”“强监管”属性下,平台对骑手施加的更深层次的控制。但另一面,送餐过程中的所有不确定性都是由骑手买单,他们穿行于城市治理的毛细血管,和各种规则角力,这种复杂性在中国社会比比皆是,却在系统规定的送餐路线中几乎没有显示。

骑手们也有很多办法和系统“博弈”,比如专送骑手用“钓鱼”的方式把顺路单转给没活的同事,或者和站长搞好关系解决一些异常单,最不是办法的办法还有闯红灯、抄近路,在夹隙之间,他们不断揣摩系统,避免被平台套路。

而这种相互嵌套的影响和塑造,发生在数字社会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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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社会也是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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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们都发现,吴圣翠变得自信了。每次直播前,她会化妆、涂口红,梳好头发,确保自己衣着得体后才开始直播。她在直播间说,自己因为“不甘落后”才来直播。过去她躲着藏着,一个人在卧室里播,现在她会主动把直播链接发给村民,要是在直播间看到熟人,她还会热情地打招呼,“没什么好丢人的”。

香菇妹妹这个名字,曾经是吕凯帮忙取的。吕凯之所以对吴圣翠有印象,“是因为她从不缺席任何一堂课”。一堂培训课上,在谈到如何给自己的视频号取名时,吕凯告诉大家,取名字“要让别人一眼知道你是干嘛的”。当时吴圣翠的姐姐也在现场,她卖冬桃,吕凯就给她取了个名,叫“冬桃大姐”。

“那我要叫香菇妹妹。”吴圣翠告诉吕凯。她兴奋地打开手机,输入昵称却发现已经被注册,随即在ID背后加了一个小写的“w”,代表着她的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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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 湖北香菇妹妹的视频主页

最近,在香菇妹妹的账号外,她又开了一个新账号,取了个新名字,叫“湖北香菇妹妹”,用来更新自己平时唱歌跳舞的片段。从谋生的手段到自我展现的平台,互联网对吴圣翠而言,早已以一种更隐秘深入的方式影响着她的生活。

家人对她的误解也逐渐消散,他们终于开始理解吴圣翠“到底在做什么”。但去年直播时,吴圣翠出了一次小事故,因为前一晚直播到一两点,第二天她起晚了,没来得及给后山的鱼塘打氧气,一大片的鱼苗乌泱泱死了一片。

她打电话和吕凯哭诉,好在后来丈夫和孩子并没有多加责怪。吕凯告诉她,不要因为直播而耽误了本职工作。吕凯的直播学员基本都是中年女性,在农村,稍微具有劳动力的男性都早早外出打工,独留女性在家忙农活、带孩子。“这些女性的求知欲望尤其强烈,她们渴望外界的认同。”

我们在改造互联网,互联网也在改造着我们。强烈的剧变将每个人从过去的生活中剥离出来,但在数字社会的构建中,一些东西却无法被改变。

在大理州石龙村家里,李根繁正架着手机唱歌。这是石龙村最有名的白族调,讲究的是在18种腔调的基础上,将日常生活内容以歌词形式表达出来。

白族调讲究的是一问一答,以前村民们只能在见面、聚会时才有机会和对方唱起白族调。村子接入互联网后,李根繁开始用微信和大家语音对唱,他有七十多个微信群,心情好了,便会突发奇想往里头丢一句语音,“谁来唱一句”,等着感兴趣的村民接歌。

李根繁同样在短视频上直播唱歌,这吸引了许多粉丝观看。他最喜欢PK榜这个功能,甚至有不少外地主播点名要和他对歌,尽管这是一门晦涩难懂的少数民族语言。有时,他在教视频另一头的主播如何用白族调对歌,粉丝会在底下留言,“李老师,我儿子满月了,你唱个歌吧”。他哈哈一笑,用白族调唱了一段祝福语。

白族调的少数民族文化在互联网上得以传播,在过去李根繁和村民们只能用纸笔记录下白族语的发音,并用同音词代替,一代传一代,如今网络取代了过去的记录方式,甚至将歌声传播得更远。

而歌声所维系的代际联结,同样不会变。偶尔李根繁也会在PK榜遇到在外地打工的同乡,他们会用白族调对歌,同乡问,“我家里的老父亲母亲还好吗?”李根繁用白族调回答,安慰他不要多担心,自己会常去照看。

一根网线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数字技术已经无处不在,我们生活在流动的互联网中,它既带来了红利,也放大了社会的边角。但我们也看到,一些中国社会存在的代际关系、数字鸿沟等问题并不会被掩盖,反而更加凸显——比如老人二维码摆摊卖菜,子女家中收钱这样的例子,既有着计划生育、高房价等时代烙印,也是中国人的“恩往下流”在互联网里的体现。

但数字化是一个宏大命题,这超出了我们常规的经验和范畴。“整个社会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这个世界正在被数字化所改变’,但对于这种改变,普通人却很不容易建立起‘体感’,很多人只是被善于从概念说起的知识界告知了这样的概念。”著名“三农”学者温铁军说。

悬崖村村民某色拉博、湖北农民吴圣翠、彝族姑娘阿西等人沿着网线,发现另一个巨大而真实的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他们有人找到了自我,有人获得了经济来源,也有人为之困扰。文中的这些故事,都记录在《有数》里。

我们如何去感受数字化的脉动,数字对个体造成了什么影响,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数字?实际上,这些议题距离我们并不遥远,《有数》通过对许多普通人生活的描绘,用一次次面对面的交谈和记录,让普通中国人的数字生活故事具有真实可感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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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故事里,许多人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我们生活在数字世界中,同时也是具体的人,《有数》展现了这些普通中国人的数字生活,严肃且生动地点出微观故事背后一个复杂多元、多变丰富与数字化共振的“非典型”中国。

“仅有数字经济发展实际是不够的,数字社会需要同步发展。”这个过程伴随着红利,也潜藏着矛盾和问题,缓解数字分化、推动数字公平,让每个普通人都能从数字发展中分享红利,政府、互联网公司和我们,还有许多事可以做。

文章为每日人物原创,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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