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祖宗的有些发明极富滑稽。比如说，同样的人，有鼻子有眼，但有的人生来就比你要高贵，你必须向他磕头，必须口呼“万岁”。同样是父母起的名字，但有的人的名字你绝对不能叫，连写写都不允许，而且，如果你的名字跟他的名字中的某个字相同或者相近，你必须将这个字改换，否则，将会受到严厉处罚。这就是“避讳”。

被呼“万岁”、名字也不让人叫的人，其实是同一个人，这个人便是皇上，又称天子。在中国，皇上独享了两千多年的特权，“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包括名字的特权。由于天下只避皇帝一个人的讳，一旦皇帝的名字占用了汉字中的某个字或者某个音，这个字就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不能说，不能用，也不能写，这个字事实上被私有化了，显示出的同样是皇权的威严。

翻开历史书籍，因为某个皇帝名字中的某个字，对历史文献、官名、年号等进行改换的列子比比皆是。秦始皇叫嬴政，秦代把“正月”改名“端月”，因为“正”字犯“政”字的讳。汉高祖叫刘邦，有人解释：“邦”之字曰“国”者，于是先秦古籍中的“邦”字被统统改成了“国”；光武帝名秀，“秀才”只好叫“茂才”；李世民当了皇上，中央六部之一的“民部”被改成了“户部”；因为康熙叫玄烨，成书于南梁时代的《千字文》也得跟着改，开首“天地玄黄”变成了“天地元黄”；雍正皇帝叫“胤祯”，结果把明朝末代皇帝“崇祯”改成“崇正”，把宋朝皇帝赵匡胤改名为“赵匡允”。其他还有改地名、改实物名的。汉文帝名恒，五岳之一的恒山一夜之间改称“常山”；五代吴王名中有“镏”，于是石榴不叫石榴，叫“金樱”；明熹宗叫朱由校，宫中只好把“油”叫“芝麻水”，把“油漆”叫“漆作”。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不光避皇帝的本名，与其发音相同或相近的字都得避，包括皇帝父祖的名字，这叫避“嫌名”，不避就是犯冲，就是大不敬，就是罪戾。杨坚的父亲名“忠”，隋代把与忠、中沾边是字全部改掉。到朱全忠时代，与“忠”字相关的字被再度禁用。可以想见，那时候的人根本不可能用“忠”、“中”之类字眼来命名。干支纪年本来在汉代就已经使用，纪月纪日的时间还更早一些。进入唐代却变样儿了，原因是李渊的父亲名“昞”，干支中的“丙”字犯讳，于是唐人修撰《晋书》、《梁书》、《北齐书》、《北周书》等“八史”时，将“丙”一律书作“景”，“丙辰年”成了“景辰年”。赵匡胤陈桥兵登上大宋的宝座，将弟弟赵匡义的名字改为光义，等到赵光义上台后，下令将与光、义有关的人名、地名统统改换。赵光义后来又改名赵炅，“炅”虽是个冷僻字，世人一般不用，难犯易避，但赵炅还是下令禁用与“炅”发音相近的炯、耿、憬等十多个字。以后他的孝子贤孙们将名讳进一步扩大化，规定凡赵宋七世之上的君主名字中的字一律不得使用。

活人得避讳，死人也得避，因为皇权至高无上，无所不包。汉明帝叫刘庄，班固写《汉书》时硬是把生活在400多年前的庄周的姓改为“严”，从此“老庄”又有“老严”一说。司马昭做了东晋的皇帝，头一件事就将死于200年前的王昭君改名王明君，把汉代人作的《昭曲》改名《明曲》。镇压过隋末瓦岗军的王世充，做梦都不会想到，在他死后，他的名字犯李世民的讳，被请走一个“世”字，变成王充。曾经反对过王安石变法的大宋宰相文彦博，堂堂国相，连自家姓氏竟不能保。文的祖上本姓“敬”，后晋的石敬瑭，当上耶律德光的“儿皇帝”后，天下所有姓敬的人只好将“敬”一拆两半，改姓“苟”或“文”，文彦博的祖父姓了文，后汉时复姓敬。到赵宋世代，“敬”又一次犯讳，其祖父不得不又改姓文。据说当时有个叫吕胤的，避讳避得连名都没得叫了，只好以字代名，改名吕余庆。清初神韵派创始人渔阳山人王士禛，死于康熙年间，因为“禛”犯当代皇帝雍正的名讳，被勒令改成“士正”。后来的乾隆打出尊重文人的旗号，又改成“士祯”，改来改去，就是不让其回到本名上。当然，还有更直接的，周宣帝宣布，凡是“天”“高”“上”“大”一类字眼，都不准用作名字，有与这些字相同的字必须改正，姓高的一律姓姜。宋徽宗时代，严禁人们使用“圣”“明”“天”等字，因为这些字至高至上，只配皇帝用，草民不得使用。最富滑稽的是，他把“耳”字也列入讳禁的范围，原来宋徽宗自封为道君皇帝，用“耳”字取名，有亵侮老子李耳的嫌疑。元朝更干脆，规定庶民都不得有名字，只以排行及父母年齿合计为名，如果父年二十四，母年二十二，合计为四十六，生下的儿子就叫四六。明朝大将常遇春的曾祖叫四三，祖父叫做重五，父亲叫六六。大将汤和的曾祖叫汤五一，爷爷叫汤六一，父亲叫汤七一。这种野蛮迹近兽性的名讳，实在没有一点天理。

以上所举或改姓或改名的实例，均出自正史，并非信口乱说，可见在皇帝制度下，讳禁何等严密、严峻。当然，避讳是以严刑峻罚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有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做后盾的。历朝历代的皇上登基后无一例外地要颁布一批法令，其中就包括避讳条例，将自己和祖宗的庙讳等一一列入名单，告示天下不得随意使用。唐朝的法典《唐律疏议》就规定，犯宗庙讳者，打八十板子，笔误或口误，书写或说出皇帝的名讳，鞭笞五十。如果起名犯讳，就要流放三年。为此，宋代还颁发了一本《礼部韵略》的官方字书，专供那些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们之备用，以免违犯触讳。书中凡与大宋皇帝的名字、庙号之类要回避的字一概不录，其中与高宗赵构的“构”字”读音相同甚至相近的所有汉字被一网打尽，加上其他皇帝的名字需回避的字，总共三百多个字，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至少这三百多字必须禁用，不能写、不能出、不能用于名字，如果谁触犯了，都要处以严罚。

随便举几个实例说明。朱祁镇时，天下取士，有个叫祁顺的人考了第一。司礼太监一听状元的名字叫祁顺，犯皇上名讳，这怎么行呢，于是搬来一条理由，说北方话说起来，这个名字和当今圣上的名字很像，不能当状元，最后降祁顺做了第二。宋徽宗的权臣蔡京一度被罢官闲居杭州，其间经常跑到地方官吴倜那里索要东西，吴倜有些烦了，便开了一张报价单送到蔡府，搞得蔡京很尴尬。后来蔡再度受到重用，吴也到朝中任职，蔡京对旧事一直耿耿于怀。一天，徽宗向蔡京问起吴倜的表现，蔡京乘机奏了一本：“其人傲狠无上”，意思是不把皇上放在眼里，并拿出实据：“吴知陛下御讳而不肯改，乃以一圈围之。”原来徽宗姓赵名佶，而吴倜的“倜”字恰好像赵佶的“佶”字外面加了一个圈。结果没多久，吴倜被削官免职，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清朝入关后，顺治皇帝福临曾说，不能因为自己一个人名字中的“福”而使天下人无福，表示人们不必讳“福”。但后来的《大清律列》，与唐朝的法典《唐律疏议》差不多，甚至讳禁更严，无心的犯讳也要受到惩罚，甚至引来杀身之祸乃至家灭九族。清朝的文字狱盛于任何朝代，而且大多因犯讳而起，查嗣庭案便是一例。查是康熙进士，官做到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雍正四年，查嗣庭被派到江西当乡试的考官，素读《诗经》的他取“邦畿千里，维民所止”的后四字为试题，结果被人告发，“维止”二字意在取“雍正”二字去其首，于是被以“讽刺时事，心怀怨望”的罪名逮捕入狱。抄家时，又查出诸多“谤讪”。案件尚未了结，查就病死于狱中，但雍正帝仍难解心头之恨，将其戮尸枭首，查氏之子16岁以上皆处以斩刑，16岁以下配为家奴，其他受牵连官员多人，被贬降或夺职。

不准人名中有这字那字，不准人姓这姓那，是专制社会才有的一种特殊现象，它以维护皇权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无非是要天下人知道：皇帝是神圣的，皇帝名字中的字也是神圣的，“家天下”和“尊祖敬宗”的家法是动不得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于是，在一批批严刑峻法面前，天下臣民缩胁骈足，如一群觳觫的羔羊，哪敢有半点反抗的意识，这样才换来所谓盛世太平，百姓康宁，嵩呼万岁。不过，天下没有享尽的权力，也没有做到底的皇帝，皇帝仍然被推翻了，连同避讳以及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一同被埋进坟墓。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