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 宋史荟 ”微信公众号。

《宋史研究论丛》第29辑近日已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本公众号将陆续推送目录及摘要，详细内容请查阅原书。

论宋代执政迁入官的变迁

黄光辉

摘 要：宋代两府执政迁入官发生了几次大的变迁，从元丰改制前由太祖、太宗时期的内职主导，到真宗之后内职的退场以及边臣的崛起和四入头模式的正式确立。元丰改制后随着尚书省为政务运行中心的体制确立，六部尚书成为执政迁入官最主要入头。南渡之后因为权臣政治，台谏官入两府执政大臣成为一大亮点。宋代执政迁入官的变迁与政府职权的转移、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长时段政治体制的发展有关。

北宋群牧司职能探究

刘振宇

摘 要：群牧司的职能主要由牧地管理、马匹管理和牧监官员管理等部分组成。北宋群牧司的地位和职能，在自然环境、政治、军事、经济等外部因素，及群牧司的官员选任、官员管理、马政管理等内部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一直在发生着变动。群牧司的地位在整体上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北宋群牧司的职能呈现出从管理牧监为主，到管理买马为主，再到以管理废监牧地为主的变化。

宋代“揭帖”史事钩沉

张 琛

摘 要：宋代的揭帖并非专指“张贴”，亦不为“揭去”与“黏贴”，系指书于纸帖之上，用于全面通晓信息的文书。那么，揭帖簿则成为将揭帖顺年月日攒造而成的籍册。当然，宋代揭帖并非专指财政报告，除却用于钱谷外，还指向兵员、诸司使、阁门使、军器及所司细务等。在时间段上，较之北宋，南宋揭帖表现为使用范围的扩容。此时的揭帖并非专指公布财政报告，其在文书程式、流转、攒造、审覆、留存等方面已具公文特性。明代揭帖并非仅溯至宋代，其承继关系也表现在诸多方面，宋代揭帖的历史地位得以彰显。

北宋应天府职官分析—以应天府长官为考察对象

张景素

摘 要：唐末至五代，社会动荡不安，百姓长期受战争影响，颠沛流离，居无定所。赵匡胤建立宋，政治与经济逐渐恢复正轨。宋州为王朝的肇基地，随于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 年）升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 年）升为陪都南京。随后其职官体系也相应发生了改变，具有府级和陪都双重等级。应天府长官职掌一府政务，同时兼任南京留守司一职。在元丰官制改革前，应天府长官多由六部侍郎、六部郎中和六部员外郎出任。官制改革后，官员所带“正官”名目减少。应天府长官任期年限呈现出逐渐缩短的趋势。在仕途出身分析中，进士占据一半以上。

元祐时期的台谏政策及其形成原因

杨 光

摘 要：北宋元祐时期，台谏机构一反神宗时期行政监察职能强化的趋势，从制度层面上重新回到以进言为工作重心，在政治体制中同时扮演着反映下情、制造舆论的“言者”与为高氏处理政务进行协助的“参谋”两种角色。这种地位与作用，由“元祐路线”设计者的政治理念和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共同塑造。神宗去世后，司马光为了实现敦厚风俗、罢废新法、打破壅蔽等目的，提出了“广开言路”的主张。吕公著则认识到，不能仅仅是通过“开言路”来反映实情、制造舆论，更需要使这些声音切实地转化成朝廷决策过程中的话语权，因而不刻意强调求言范围的“广”，而是更强调高氏应“登用正人”。台谏官正是能够同时完成这两项任务的群体，于是深深卷入了“元祐之政”形成与维护过程中，对高氏的协助与影响颇深。在这一过程中，高氏坚定地支持协助自己的台谏官员，并将这种支持转化为优容台谏言论的政治话语；“广开言路”也随之走向末路，“开言路”的精神落定到了台谏政策上来。

宋代“苏学”和“蜀学”之再认识

邓 楠

摘 要：“洛学”和“蜀学”之争并非洛蜀党争的反映，以“蜀学”指称“苏氏之学”主要出现在南宋时期，这时苏氏之学受到了士人的推重，逐渐成了蜀地学术的代表。苏学的盛行引起了朱熹的批判，这些批判划定了“程（洛）、苏（蜀）”之间的对立，“苏氏蜀学”也越来越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派。朱熹的观点为《宋元学案》所继承，《宋元学案》中的《苏氏蜀学略》也成了后世理解“蜀学”“苏学”的一个重要来源。

从经济与军事的联动看北宋晚期河北军事防御

侯天霖

摘 要：河北路是北宋边防前沿，驻扎有大量的军队，经济运行围绕着边防展开。为了供应驻军，河北路背负了沉重的负担，经济政策长期显现军事化的特征，阻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给民众的一般生活带来深重的苦难。同时又受黄河泛滥的影响，河北的运输能力下降。到哲宗、徽宗时，经济的困顿使得河北路驻军的供应面临严峻考验，联动地影响了北宋在这一地区的军事部署，引起驻军规模持续萎缩、边防工事年久失修，防御能力大幅下降。宋廷为巩固边防又不得不加紧对民众的盘剥，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导致在北宋末年的一系列战争中，河北路的军事防御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宽猛相济—宋代灾荒时期的治安管理

陈 渊

摘 要：两宋时期灾害频发、饥荒时有，与灾荒相伴的谣言、盗贼、流民等治安问题也层出不穷，它们是自然灾害的人为次生灾难。从荒政的角度出发，宋代政府实施了一套有别于平时的治安管理办法，通过祭祀祈禳、增兵备盗、剿抚并用、灾伤减刑等措施有效维护了灾荒时期的社会秩序。这些治安管理办法立足于《周礼》的荒政思想，在宋代“召和气”的理念下，体现出宽猛相济的特色。

唐宋时期毒药的使用与管理研究

霍 斌

摘 要：唐宋时期使用毒药主要在服毒自杀、私怨谋杀、政治斗争、宫廷斗争、皇帝赐死、战争军事等六个方面。毒害对象从帝王将相到庶民百姓不分身份等级。投毒犯罪行为严重危害国家、社会与家庭安全。唐宋时期也是毒药管理的最重要发展阶段。在毒药管理的发展完善中能发现唐末五代时期，统治者在社会的正常秩序动摇后仍不断积极努力完善法律体系，重建政府公信力而非坐以待毙。宋代投毒案的法律实践则揭示出皇权至上与古代法律维护统治集团利益的本质。有毒药物是中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了古代统治者在生产源头和市场监管上难以有效管理毒药。对毒药阴暗秩序的探索和重构被毒害者冤屈与死亡的历史图景，启示我们应该给古人生命以人文关怀，重新书写有温度的生命史。

灾害人类学视域下南宋时期福建

地区的乡村危机

张 文 李娟娟

摘 要：社会危机是灾害人类学、历史学以及社会学共同关注的问题，不过，不同学科对社会危机发生原因的解释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歧。通过对南宋时期福建地区乡村社会危机这一典型历史经验的梳理，我们发现，由灾荒导致的民变是传统乡村社会危机的常见表现形式，但其根本上主要是以“地狭民贫”为表征的、以粮食短缺为核心的经济结构脆弱性问题，由以“大家寡恩”为表征的、以社会整合不足为核心的社会结构脆弱性问题的始终存在而引发。因此，乡村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脆弱性的长期存在，是南宋福建地区乡村社会危机反复发作的深层次结构性因素。

从“集议帐”看宋代荆湖南路民户对乡役负担的应对

李少伟 周方高

摘 要：北宋前中期，荆湖南路乡役征调以劳役形态为主，其中负责催税的 里正、户长役较为艰辛。王安石推行免役法后，湖南路民户深受役钱困扰，免役钱宽剩率始终处于全国高位，这与役钱征收标准多元化、宽剩钱的制度设计有密切关系。随着保甲法与乡役制的融合，湖南路役法亦反复多变，催税役时差甲头，时差保正、长，实质上又回到了劳役形态。“集议帐”法是由官方提出与保障，民间积极响应，官民共同应对科役不均问题的役法新创，是湖南地区对苛繁乡役的应对与调适，体现了公权力主动吸收基层力量参与乡村秩序整合的尝试。

宋金元时期山西三教信仰研究

唐 晔 杨 波

摘 要：三教信仰是将儒释道三教祖师合祀一处的一种独具特色的信仰形式，是民间社会“三教合一”思想和实践的典型表现形式。宋金元时期是三教信仰形成的重要历史阶段，山西是三教信仰较为兴盛的区域之一。三教信仰的发展经过了一个从依附于佛教，到改造佛教，再到完全独立的发展过程。三教信仰是民间社会各种信仰开始融合发展的标志，在明清时期这一趋势发展为诸神庙和全神庙的形式。民间的三教信仰思想既有与宗教精英“三教合一”思想相通之处，又体现出重视功能方面融合的特点。

宋金元时期晋东南三嵕信仰新解

张 楠

摘 要：三嵕信仰是晋东南地区极具特色的民间信仰，源于屯留三嵕山，从宋代开始沿泽潞之间交通要道发生区域传播，金元时期，继续向周边传播，形成密集分布的区域，并进入县城和距离较远的州县。宋金时期，三嵕信仰神灵有神仙、山神、后羿和三王等四种身份或形象，神仙和三王形象消失之后，山神和后羿相结合的形象成为元以后三嵕信仰神灵的主要形象。

唐宋之际配享功臣祭祀典礼考述

祁红伟

摘 要：配享功臣祭祀典礼自古有之。唐代配享功臣祭祀典礼以《开元礼》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北宋前期的配享功臣祭祀典礼大体遵循唐开元之制，宋神宗时期，以《周礼》为蓝本，对郊庙礼制进行了更革，确立了太庙禘祫大礼皆兼及配享功臣的祭祀典礼。英宗朝时，开始图绘功臣画像于景灵宫、殿阁，逐渐形成了独立于郊庙之外的配享功臣祭祀典礼。太庙陪祀功臣、图绘配享功臣画像等祭祀典礼的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文化含义，祭礼典礼时刻关照现实政治。统治者塑造偶像、荫补功臣子孙、激励臣僚等政治活动，皆与之密切相关。

道儒之间—北宋景灵宫布局理念新解

贾鸿源

摘 要：北宋景灵宫之建立，与真宗君臣改革宫廷道教神祇体系紧密相关，圣祖作为玉清元始天尊化身，地位已居玉帝之下，故被迁出玉帝之玉清昭应宫而另择宫址。而因应玉帝已与国家儒教昊天上帝神格统一，儒教星官天庙开始为立宫崇拜圣祖，提供儒教礼法与立宫位置凡两方面有力依据，但丁谓等暗中迎奉圣意，立宫于真宗故居，使景灵宫址事实上未严格采取天庙方位。仁宗至神宗元丰五年之间，景灵宫内渐以圣祖、真宗二殿构成核心区，其余帝后殿宇散置他处，诸殿关系格局尚未统一。神宗元丰五年改作景灵宫为祖宗原庙，但未擅改核心区原圣祖、真宗二殿格局，在此限定下，唐宋王朝业已形成的尊奉道教始祖的堂上座次规则被借鉴， 景灵宫内最终形成以圣祖殿为中心、西尊东卑的统一布局，迥异于同时期国家太庙格局。徽宗另立景灵西宫，内中神哲二殿排布秩序，虽仍与旧宫圣祖殿西侧诸殿相接续，但也使景灵东西二宫内部秩序更趋混乱，故终为南宋景灵宫制度所摒弃。

从下元朝拜到四孟朝献—宋代景灵宫

朝献礼研究

阳 娟

摘 要：景灵宫始建于大中祥符五年，成于大中祥符九年，初为奉圣祖所建，后又供奉祖宗神御。有宋一代，景灵宫在国家祭祀礼制尤其是宗庙祭祀中占据重要地位。本文立足文献，以景灵宫祭祀礼制的演变为研究对象，以期更加深刻揭示景灵宫性质转变的全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道教和国家礼制的相互作用。

北宋东京佛寺补正

刘益民

摘 要：对北宋东京城佛寺的辑考仍是一项未完成的工作。周宝珠最早进行系统梳理，近期贾晓峰在此基础上有所订正增补，但仍有不少缺漏，笔者广泛搜罗正史、宗教文献、文集、笔记、方志和出土文献，补正了前人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并增补佛寺 24 所。

《全宋诗》辑张载诗三首辨误

安 鹏

摘 要：张载（1020—1077 年）字子厚，以理学闻名于世，人称“横渠先生”。《全宋诗》收录有他的诗词 80 首，其中辑自宋人吕本中《紫薇诗话》者三首，分别题名为《别后寄吕子进》《梦中》《游山寺》。但考其实际，这三首皆非此“子厚”所作，而是晚二十余岁的另一“子厚”之诗。其人名张举，亦字子厚，出生于庆历四年（1044 年），卒于崇宁四年（1105 年），与吕本中祖父希哲、从祖希纯兄弟交往甚密，存世之文寥寥，集中见于《紫薇诗话》中。明清以来诸家集宋人诗文，皆不致混淆二“子厚”，至《全宋诗》始有此误，故辨其误，以请教于方家。

《东坡书传》《尚书新义》《书解》三书异同论—以政治观念为中心

陈 锴

摘 要：王安石、程颐、苏轼均有尚书学著作存世，著作的撰成年代，以王安石《尚书新义》最早，在熙宁八年；其次是程颐《书解》，在元丰年间；苏轼《东坡书传》最晚，在元符年间。三书的关系复杂，苏轼《东坡书传》在批判王安石《尚书新义》的同时，也大量吸收其注解成果；同时，苏轼也受到程颐《书解》的影响，但对其解说的道德色彩深感不满。在政治观念上，程颐、苏轼与文彦博等旧党保持一致，均强调天子应“与士大夫治天下”，即君臣协作才能治理好天下，反对在有损士大夫阶层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新政。这与王安石和宋神宗主张新法应以百姓和国家的利益为重产生矛盾。这是新旧两党的根本冲突之一。

“理一分殊”与《春秋》笔削—论胡安国《春秋传》的书法解释体系

闫 云

摘 要：胡安国一方面自称不拘泥“条例”，主张观圣人之心，“心解神受，超然自得”“反求于心，断之以理”；但同时又信《公羊》《谷梁》太过，执于以凡例褒贬说经，自创所谓“正例”“变例”的书法解释体系。实际上，此“义例”体系，是为了建构“书法”“天理”“史实”之间的联系，使得作为“天理”的圣人之道“道体”、寄寓笔削间“史外传心”之“道心”，借助具体的书法规则，以“即例穷理”之方式来予以落实和发见。“义例”作为“格物穷理”的一种实践，本质上是“天理”以“理一分殊”的方式，通过所建立的正例、变例等解经“方法”，具体地落实到对历史政治实践的评价之中，从而最终实现圣人存天理、遏人欲的经世之志。可见，只有推明笔削背后圣人“史外传心”之意，才能理解胡安国建构义例体系的真正用心。此种对圣人笔削规则的系统建构，反映了道学兴起后重新诠释《春秋》的思想倾向，也创立了《春秋》宋学“体用一源”“理一分殊”的理论范式。

《朱子家礼》的传承与创新—以中梅刘氏宗族对《朱子家礼》实践

为例的考察

李涛 季学丽

摘 要：《朱子家礼》一书不仅是士庶通礼的典范，还是宋代宗族建设理论思想 的重要体现，对后世宗族礼仪的制定与宗族建设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梅刘氏宗族作为《朱子家礼》实践的典型，其治家理念以《朱子家礼》中的礼法思想为基础，坚持以礼治家，不拘泥于礼仪形式，以礼义为核心，顺乎人情。在宗族建设方面，中梅刘氏宗族参照《朱子家礼》设祠堂、置义田等有关内容并结合本族人情与社会发展趋势，在继承《朱子家礼》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制定出符合本族发展的族规家乘，使得中梅刘氏宗族历经数百年而经久不衰。若说《朱子家礼》的制度设计是将礼与宗族观念普及庶民阶层，而《中梅刘氏续修家乘》则是对《朱子家礼》的礼法与宗族建设理念继承与创新的实践体现。

北宋初佛教僧人智圆的儒者志意

赵伟

摘 要：北宋初期的政治、思想与文学创作，以杨亿等为代表的西昆派占据了相当大的优势，为了改变西昆派软靡之风，北宋初石介、穆修、尹洙、欧阳修等道学家与文学家呼应韩愈，重新振起了古文运动。北宋初的佛教僧人智圆比石介等人更早地发出了道学声音，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宋代新儒学的先觉。“内藏儒志气”的智圆有着浓重的儒者志意，完全具备道学家的面貌。作为佛教僧人，智圆虽然“惟道是务”，却又将儒家之道与佛教观念圆融地结合在一起。

国图藏宋代公文纸本《三国志》

纸背文书概论

张重艳

摘 要：国家图书馆藏宋刻递修公文纸印本《三国志》65 卷，现存 30 卷（1—30），背面文书均是南宋乾道、淳熙年间平江府官牍，文书性质主要是官员圣节、国忌朝拜申状，寺、观举办节日道场的申状，寒食节、元宵节官员送酒等食物的谢送物状，门状。文书为研究南宋公文格式，南宋乾道、淳熙年间圣节、国忌情况，南宋官制和人物研究，官员之间馈赠和官员请假制度提供了新材料。

韩国奎章阁藏《宋史撮要》综考

张光宇

摘 要：韩国奎章阁现藏汉史籍《宋史撮要》六册本，为一部纲目体“宋史”，缩略记载了自宋太祖至恭帝 15 位帝王时期的两宋历史，极有可能是由朝鲜王朝国君李祘在春宫时“亲撰”。该书创新采用“六艺”顺序编排体例，内容上采择中国文献，以记述名臣大儒为中心，与《宋史筌》“互为表里”，呈现出强烈的政治鉴戒和“尊儒重道”之意识。这些都体现了朝鲜王朝对中国历史的反思和新的历史编纂意识，也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东亚世界对中国典籍吸收和回应的“过程”。

古典新义—南宋政治语境中

“赵氏孤儿”典故意涵之演变

蒋振泽

摘 要：“赵氏孤儿”故事起源于先秦典籍记载，在两汉之际典故化，汉唐时期被广泛应用，其内涵主要是敬仰程婴等人的信义。因宋廷自认是赵武后裔，“赵孤”典故随时局变动衍生出全新的内涵。两宋之际，“赵孤”被时人用来喻指赵构，张邦昌则以程婴自喻表示忠诚。秦桧专权时期，“程婴存赵”则又被用来美化秦桧保存赵孤的忠义形象。韩侂胄专权时期，又出现以“韩厥存赵”称赞韩氏保全赵氏的用典方式。

史家笔与人世情—宋代墓志中的

叙事风格与士人交游

李 进

摘 要：墓志文本书写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对死者、生者都有重要意义。透过宋代墓志的文本书写，我们可以发现宋人撰者书写的墓志具有写实而简、叙论结合、散体行文为主及注重细节与侧面描写等特征，并且宋人撰者在文本书写过程中，因为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干扰，往往会选择采取不同的叙事策略，也因此有着不同的书写表现。从宋代墓志的文本书写来看，该活动蕴含着丰富的人际关系网络，其中反映的士人交往现象最为明显，他们出于不同心理动机与价值选择，采取不同的交游方式，联络并加深感情，形成了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交游圈。

从《耶律善庆墓志》看辽代“郎君班”等问题

常志浩 李玉君

摘 要：新发现《耶律善庆墓志》志文较长，学界已有专文予以考释。但仍有未尽之处，一是墓志录文讹误；二是志主起家及所历官职中，如司御宝、孩儿郎君班、王子班详稳等仍未得学者注意。本文即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志文再作校录，并根据志文记载对志主官资中所涉及的职官、地理、郎君等问题略作补遗。

辽代郎君耶律玨娘子萧氏墓志铭释文

及相关问题

张 杰

摘 要：本文以辽代郎君耶律玨娘子石刻墓志铭为依据，综合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和学术界的观点，对墓志铭原文进行释读，考证墓志主人为奚五王族的成员。同时，对墓志铭提到的辽道宗大康三年驾幸凉陉一事和地名等相关问题进行考证，填补《辽史》记载的不足，也为探讨契丹耶律氏、奚五王族的世系和辽代历史地理的研究提供新的参考资料。

君主赐国姓—在辽汉人身份重塑与

辽朝中后期政治秩序构建

卢修龙

摘 要：辽朝对境内的汉人多以“汉儿”称之，“汉儿”称谓带有明显的汉人族类身份，君主将国姓耶律氏赐予汉官，重塑了被赐者原有的“汉儿”身份。汉人获得耶律姓氏，与辽朝中后期政治秩序的动荡紧密相关，特别是君主皇权受到宗室势力集团和后族势力集团的威胁。通过赐国姓，契汉君臣关系得到加强，并且消除汉人官员与契丹官员的族类隔膜，原由契丹人担任的北院枢密使、北府宰相等高级官职发生变化。汉人介入政治中枢权力核心，其最终因素是辽朝中后期的君主试图在契汉君臣关系强化基调上重新构建国家的政治秩序。

金代医学家张从正的国族认同研究

李浩楠

摘 要：金代医学家张从正，系中医攻邪学派的代表人物。张从正的国族认同，从其生平来看，其一生都生活在金代，著述中使用金朝年号，并有以军医从征和入太医院的经历，不以为讳，交接人物，亦多系认同金朝统治者，在金代五大医学家中，张从正对金朝的认同感是最强的。从其诊治患者来看，张从正不仅诊治过女真患者，还有金朝军士等，其心目中，患者只有患病者的身份，并无华夷之分。从其医学著述来看，书中肯定少数民族生活中的合理之处，并结合自己从医经历，对于传统华夷观中的阴阳论有所怀疑。

西夏遗民谢氏家族若干问题研究—以《宣慰谢公述修考妣功德之记》等碑碣为中心

刘志月 杜建录

摘 要：山西交城玄中寺藏《宣慰谢公述修考妣功德之记》等碑碣共记载了谢氏家族五代 28 人的姓名、职官与婚姻关系，可补《元史》等传世文献之缺。据考证，谢氏家族原籍西夏丰州，因家族实力雄厚而被迁徙至抵抗蒙古南下的前线重镇兀剌海城。降蒙以后，谢睦欢至迟于 1231 年以前被任命为清源、交城与文水三县达鲁花赤，并举家迁至交城定居。就婚姻关系而言，该家族偶与契丹人和蒙古人通婚，但最主要的通婚对象还是汉人。从取名方式来看，该家族在 13 世纪呈现出逐渐深入的蒙古化倾向。与其他西夏遗民相似，谢氏家族笃信佛教，族中多人作为功德主参与到玄中寺殿堂、塑像、碑刻的修造活动中，但考虑到谢仲温兄弟与全真教道 士来往密切，可能他们也并不排斥道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