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明与刘卓

1965年10月1日，方明(左一)与齐越、林田在天安门城楼直播国庆盛况

2014年方明和夫人杨玲在圣彼得堡

2021年11月29日，著名播音艺术家方明因病去世，享年80岁。在方明的播音生涯中，他先后承担了陈毅、周恩来、毛泽东、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治丧期间的主要播音任务，曾经5次登上天安门城楼进行转播，在电波中一次又一次见证了新中国历史的进程。

12月6日，在西城区一处公寓，方明的夫人杨玲，以及研究方明播音艺术的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教授刘卓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她们用深情的讲述，还原出老新闻工作者、播音员方明灿烂而又勤奋的一生。身材瘦小的杨玲老人，沉静中不失坚韧，她特意带来珍藏的相册，一张张照片背后，是一个个令人动容的故事。

他在养护中心时每天照常听《新闻和报纸摘要》，看《新闻联播》

方明将一生奉献给了播音事业，赢得无数听众的喜爱和同行们的敬佩。方明夫人杨玲坦言这些天她收到很多留言，一直都不敢看，直到记者来采访的前一天晚上才看了一些。那些信息从北京、天津、厦门、深圳、济南、烟台、南昌等地方传来，有照片、视频，还有一篇篇文字，回忆与方明接触的点点滴滴。很多事已经过去了二三十年，让她特别感动。那天在旁边的小孙子kimi说：奶奶，那么多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喜欢我爷爷，尊敬我爷爷，以后我也要那样。

2020年5月方明因心肺功能衰竭送进医院抢救，他顽强的生命力一度让医生都感到惊讶。住院期间因疫情不允许家人陪同、看望，急诊科的王主任同意家人把想说的话录成视频，由她转达。于是家人录了小孙子kimi的视频给他，kimi说，“爷爷，我现在给您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欢乐颂》，这是您最喜欢的作品，1959年第一次在咱们国家演出这个作品的时候，您还参加了录音。我现在弹给您听，祝您早日康复！” 原本有些昏睡的方明听到医生播放这段录音时，伴随着音乐的节奏突然举手打起了节拍。

去年出院后，杨玲陪同方明住到了燕郊健康养护中心。在养护中心进行康复训练时，方明每天都不忘背诵毛主席诗词和唐诗宋词，最后连照顾他的护理也能背出“星河耿耿，银汉迢迢”了。杨玲说，2020年“学习强国”给方明发了专家聘书，聘期到2022年年底。在方明心里，自己还有未尽的工作，“所以他在养护中心一直积极配合康复训练，每天照常听《新闻 和报纸摘要》，看《新闻联播》，想着能够早日回到工作岗位”。

听到方明去世的消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教授刘卓觉得很突然，“方明老师去世前一天我们学校刚召开了一年一度的齐越朗诵艺术节学术研讨会，方明老师之前一直特别支持我们的齐越节活动，儿子崔征也一直关注我们的活动，当天他还看了研讨会的直播，后来我们俩晚上还专门就此进行了讨论……今年5月去看他时各项指标还挺平稳，没想到‘下次再来看您’这句话竟成了永远的诀别。”

刘卓记得2019年5月在西湖，是最后一次和方明老师一起参加研讨会、一起同台演出，当时他还是那么意气风发、雷厉风行、潇洒幽默，“每当让他多吃点儿，他就会笑着指着自己的胃说‘你看，套间都打开了’。有人问他是否可以一起合影，他一定会笑答‘听说可以’。我们看他一直就像个先生一样地站在那儿，让我们深感景仰。”

在刘卓心里，方明绝对是一位恩师，无论在专业上还是在为人上，都是她心中的榜样。1998年刘卓进入中国传媒大学学习，那时候学校还叫北京广播学院，她跟方明的儿子崔征是同班同学。真正近距离地接触方明是缘于她做博士论文，后来又一直研究方明，特别是在写作出版《方明的播音创作》一书时，刘卓对恩师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刘卓觉得世间的缘分有时很奇妙，“方明老师的夫人杨玲老师本身是学音乐的，也是我们学院的教授。再加上我的孩子和崔征的孩子同年同月同日生，两个孩子从小一起长大，每年生日，方明老师和杨玲老师都陪他们一起庆祝，我们之间走动得就更近了，像一家人一样。”

在杨玲看来，方明面对疾病和困难都很坦然。他2006年查出胃癌，刚做完手术一个多月就去参加了长征七十周年纪念演出。演出前，每次走台方明和雅坤两人都去现场认认真真地完成，和他同台演出的演员们都说感觉到他的执着和生命力的顽强。有一次，方明化疗还没做完就去参加演出，他朗诵《对衰老的回答》时，很多人听了流泪。大家都以为是他写的，其实那是少将周涛写的，2003年总政宣传部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周涛作品研讨会时给方明的就是这部作品，他读过几次，又因生病经历了生死，读出了自己的人生感悟。

每天都看字典，每天都要练声，60年如一日

方明本名崔明德，1960年到播音组，工作几个月后要播《简明新闻》时，发现还没有播音名，葛兰、王欢、林如、刘炜几位老师一起翻字典，查了20多分钟，后来葛兰老师说，“就叫方明吧，方向明确” 。杨玲听方明说过，1956年，方明考上广播事业局技术人员培训班后才知道这个班最初是为了培养到抗美援朝前线的发报人员，他们用的是清华大学电机系的教材，学习电台和无线电发射技术。等他们两年学成毕业时，战争结束了，刚刚建成的广播大楼需要录音员，于是503班的方明被分配到中央控制室录音科任录音员。方明做什么都特别用心，他那时录了很多东西，南北各地方戏曲，包括梅兰芳、周信芳、谭元寿、荀慧生、严凤英等名家曲本，方明说他的艺术修养是来自他做录音员时的熏陶，多年后都还能如数家珍。

1960年4月，方明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播音员，他进步飞快，1961年底开始播报《新闻和报纸摘要》。方明在播音创作初期时，从语音、发声到语言表达，都脚踏实地地做到尽善尽美。1965年，年仅24岁的方明就作为新中国年轻一代的播音员，和齐越、林田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执行了国庆游行转播任务。

方明特别尊重老一辈的人，严格恪守前辈的叮咛。夏青老师告诫方明每一次看稿都要认真准备，还建议他每天认真看三页字典。方明每天都看字典，每天都要练声，60年如一日。齐越老师要求方明深入社会不同阶层体验生活，还让他每天都背点诗或者背点散文。齐越告诉他，播音要用真情实感来对待每一篇文章，方明就把自己纳入生活中，跟国家和社会融为一体。

在杨玲看来，方明就是向编辑学习，向记者学习，向稿件学习，“他每天花大量时间做稿子的准备工作，比如他播《新闻和报纸摘要》时，早班要4:00起床，然后就到部里去看稿子。方明看稿子很细，不是说看一遍就过去了，要做标记，后来做一些专题节目，他的稿子还被留起来当作范本。即便业务很熟了，他也要认真去备稿，他说这些新闻和党的方针政策都有关系，一个字都不能错”。

方明在播音业务上不会满足，他觉得这个弄好了，下一个一定也要更好地表达出来，不断提升。方明播科技类节目，听众说“怎么好像你也知道氢弹、原子弹似的”。有一次方明录制《雷雨》的电影录音剪辑，录制之前他把作家的原著、创作手记、文学编辑的创作谈以及每个演员的表演体会，都认真看了一遍。后来有听众说，听完方明的电影录音剪辑，就像亲临现场看了电影一样。

92岁的指挥家郑小瑛教授说，永远忘不了方明在音乐会进行中站在侧幕候场的身影，她问过方明，那么长的开篇词，你怎么能背得下来？方明告诉她，为了挑战逐渐失去的记忆力，他每天都要背诵一遍。杨玲说，“每天我睁开眼睛就看他在那儿背，晚上睡觉前也在背，一直背，有时候小声背，有时候大声朗诵着背。齐越老师跟他说过，不管你当副主任也好，当什么也好，业务绝对不能丢。他始终没有丢掉业务，60年来，仔细认真地备稿，一辈子都是这样做的”。

播音对他来说，就是信仰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播音创作，方明逐步形成了大气稳健、遒劲潇洒的播音风格，他担任主持并朗诵开篇词的《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岳阳楼记》等作品听来令人荡气回肠、广为传诵。方明觉得，越是中央台做的节目，越要保证品质；越是给学生看的，越要精益求精。杨玲回忆说，他做《阅读欣赏》的时候，要查大量资料，后来录《中华国学经典资源库》时，专家团队领衔的是叶嘉莹先生，方明也是专家团成员之一，第一集100首诗词就是方明和雅坤读的。2008年方明演出的《中华国学经典咏诵会》，到现在一共做了12台节目，其中《和韵天歌——感悟老子〈道德经〉》《仁者之歌——感悟〈论语〉》两台节目又在2012年和2013年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前往巴黎演出，在国际舞台受到一致好评，引发热烈反响。杨玲坦言，家里有各种词典，她还要经常陪方明到图书馆和书店查各种各样不同版本的工具书。

方明在给学生和年轻播音员讲座时常常提到，“是党一手把我培养起来的，我到广播大楼来工作，我是来参加革命工作的”。在杨玲看来，这个信念指导了方明半个多世纪，播音对他来说，就是信仰、信念、信心。在刘卓看来，播音对方明来说就是一种信仰，“他每次见我几乎都要强调一遍认真备稿的重要性，包括最后一次见面，他还在叮嘱并希望我们能把齐越、夏青老师那一代人传给他的不二法宝传承下去。我记得第一次约方明老师在台里见面，我刚一进办公室，他桌上的电话就响了，好像是康辉老师打过来的，问他一个什么字，方明老师马上就说，我给你再确认一下。他的字典不知翻烂了多少，即便他知道的，他还要再查一下，告诉对方什么读音、是哪个版本的”。

方明对工作上的事从无怨言，也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杨玲记得1999年，大年初一到初十有“唐诗宋词”的演出，但那期间方明的母亲病危去世，为了不影响团体的正常演出，他没能送母亲最后一程。崔征上中学时候，有一次得了急病发高烧，当时杨玲在上课，崔征不得不给方明打电话，可他还是坚持把节目录完了才送儿子去医院，后来医生说情况特别紧急，再迟一点儿送到就会有生命危险。

方明在60年代朗诵过贺敬之写的《回延安》，当时19岁的他把自己关在小屋里练了不下几百遍，将自己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创作体会中。方明对延安一直很有感情，去了好几次。他在延安拿着小马扎坐在张思德烧窑的地方听课，还到南泥湾大生产的地方去感受当地生活。宝塔山下、井冈山上、吃水不忘挖井人的井边、瑞金沙洲坝都留下他探寻初心的身影。

他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我们，就觉得好像他还在那儿休息

方明永远记得齐越老师看他冬天穿得特别单薄，就脱下自己的毛裤给他穿的情谊。方明对年轻人、对学生，包括对儿子的同学也是，在工作上都是鼓励、支持，在生活上关爱备至。

方明做的炸酱面在播音圈很出名，至今让好多人念念不忘。关于炸酱面，杨玲微笑着说最早能追溯到30多年前。现在一些家喻户晓的播音员、主持人当年还是在校的大学生，他们都吃过方明做的炸酱面。有一次吃完面还把酱带走了，“后来大家就奇怪，说这个宿舍的人怎么一个星期都不吃早饭？后来才知道，他们派一个人去买馒头，回宿舍蘸酱吃。”

90年代初，一位在业内小有名气的晚辈去圣彼得堡出差，那时俄罗斯物资比较匮乏，他在大行李箱里装了好多吃的，方明问他还缺什么，他说还想请老爷子给炸点儿酱。方明从上午就开始炸酱，整整炸了四锅酱，装在四个大水果罐头瓶里给送过去。据说，儿子崔征到现在都不吃水果罐头。

崔征的一位同学更享受了“特殊待遇”，连续两个学期放假回家前，都要先到崔征家里吃一顿方明做的炸酱面，然后再去火车站。有一次，有学生到方明家养病，其间还有过一顿饭“三个人吃了四斤面”的壮举。像这样的事太多了，直到现在，好多同学念念不忘方明老师的炸酱面。

在夫人眼里，方明是个慈父，是个内心情感丰富却很少直接表达的人。“他们父子如果有争执，都是为了对方考虑，比如说天气特别不好，刮风下雪，崔征说下班要接方明，方明就说不用，你上班挺辛苦，不要接。崔征觉得大冷天还得挤公交车就非等着接，俩人经常为这样的事不高兴。”

方明很疼爱小孙子，从小只要方明在家就抱在怀里给他读诗，八个月大时爷爷给他朗诵《岳阳楼记》，“他听着，四分钟，一动不动，一直到最后听完才动”。说话还奶声奶气的小孙子也跟着爷爷一块读诗，有一段时间，别人一进来他就念“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让杨玲感到欣慰的是，经历爷爷的去世，小孙子好像一下就长大了，他跟奶奶说，“以后每天放学回来我都陪您”。

杨玲退休后一直照顾方明，两人形影不离，相濡以沫。方明最后特别依恋夫人，杨玲要是出门，他隔一会儿就看看人回来没有。“方明住院时我每天早上5:30起来给他做水果汁，早餐时间护理师傅给他送过去时跟他说，叔叔，这是崔征妈妈送的水果汁，他说他也想（崔征）妈妈了”，杨玲声音有些哽咽，“他刚从医院回家那会儿，手还是挺有劲儿的，晚上隔一个小时叫我一次”。

直到72岁半，方明才退休，但他仍旧一直在工作，经常是前一天演出完第二天又换个地方，有时候杨玲就坐夜车赶到下一个地方去接应他。“我坐在第一排，我在那儿，他心里就特别踏实”。

方明喜欢颐和园，喜欢昆明湖，生活中两位老人有属于自己的浪漫情怀。方明做第四次化疗时杨玲陪他去了西堤，当时桂花开了，杨玲给他照了一张相，跟他说，“歌里唱的好，桂花开放幸福来”。有一次他们去景山正好赶上下雪，那天是2月14日，有一个拿着长枪短炮的年轻小伙给他们照了合影。还有一次方明在亚布力开会，会后他们去了雪乡，夫人看方明系着红围巾，腿套也是红的，就说“别照得太死板了，腿稍微抬起来一点”，拍完这张一看，正巧也是2月14日，杨玲给照片起名叫“童话世界里的老顽童“。50年代齐越在莫斯科时与列维坦是好朋友，方明和齐越关系特别好，“2014年8月我们去莫斯科时，特意去了名人墓地，在列维坦墓前合了影，带去了齐越老师的问候”。

11月29日，当城市还在睡梦中，方明匆忙地走了，杨玲觉得他走得很超脱，“他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我们，白天晚上听听，就觉得好像他还在那儿休息”。多年来和方明一起演出的朋友对杨玲说，“我们的团队又少了一位亲人，而且是引领者、主心骨。疾病耗尽了他的生命，老象的生命都是远离象群，在谁也不知的地方默默辞别的”。

在夫人看来，方明对生死看得很开，“他生病时我们俩也经常说，觉得这一辈子活得挺平和，挺潇洒，也很快乐，很丰富。他73岁、我70岁那年我们去了西藏，第一天就去了色季拉山口，海拔4728米，我们也没什么高原反应，也没给人家添什么麻烦。”采访结束时，她特别嘱托说，“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方明的关心、关怀和厚爱，我会好好生活的”。

文/本报记者 李喆

供图/杨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