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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丨楚建锋:其实每个人都在创造自己的生活和故事

2020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每一个人的生活。也是在这一年,因为疫情,让楚建锋止下脚步,静下心来,与来北京求医的父母朝夕相守。

九旬高龄的父亲,七十多岁的母亲,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相知相伴,相携一生。在艰难的岁月中,父母顽强生存,不离不弃;在与病魔搏斗的时光里,父亲悉心照料,母亲坚强抗争。横跨六七十年的故事,在这一年喷薄而出,汇成了一本求真之书——《写在庚子》。无论是父母的爱情相守、平凡琐事,自己飞扬燃烧的青春往事,还是身边的洗衣工、售楼员、舞者,抑或是庚子年北京的景、物、人、事,共同组成了一个充满温情的世界。

“把我的父母,我遇见的那些人,与景和物,用我的笔写出来,让温情滋养人心。”在疫情依然肆虐的当下,楚建锋希望,这些流淌于他笔下的温情,可以滋养每一颗心。正如他所说:“我相信,每个做儿女的看了这本书,都会被他们父母以及他们身边人虽平凡但情浓的琐事感染、感动。这些人一言一行,影响着我们,让我们做更好的自己,去做一个堂堂正正的闪光的人。”

专访丨楚建锋:其实每个人都在创造自己的生活和故事

《写在庚子》,楚建锋 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10月版

爱是可以传递的,可以滋养每个人的心

新京报:2020年,也就是庚子年,你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写在庚子》一书,记录了时间跨度近六七十年的往事,其中既有父母的爱情故事,也有一家六口的人生起伏。为什么会想要创作这本书呢?

楚建锋:写这本书的初衷,其实就像我在这本书的封面所写的,“这本书,是献给父母的,也是献给我身边每个人的,更是写给我自己的,是写给天下儿女的。”

最近网络上流传的“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岳某,他为了寻找儿子,四处打工,这是奔劳的父子之爱;还有自学成才的天才翻译家金晓宇,他的故事同样是贯通寰宇的父子之情和母子之爱。这其实都折射出每一位中华儿女身上的传统美德,是每个人血液中自然流淌出来的(东西),也是我在庚子年用四个多月的时间完成这本书的原因——把我的父母,我人生中的每个人,我身边的每个景、每个物,用我的笔写出来,让温情滋养人心。为什么说让温情滋养人心?因为我觉得每个人身上都有温暖,都有闪光点,而且爱是可以传递的,可以滋养每个人的心。

我的父亲已经九十多岁了,我的母亲也七十多岁了。父亲在那个烽火年代,也就是陕西汉中解放初期参加革命,母亲也是在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他们两个人走入婚姻,在金婚中相守,不离不弃。这几年,他们在北京跟我生活。父亲两鬓斑白,天天照顾轮椅上的母亲——母亲做过五次手术,左右髋关节都装上了假肢。自母亲卧床以后,他在闹钟的滴答声里,悉心照顾母亲。所以我在书中写到爱情相守,我感觉他们之间有这样一种情感。这就是我所说的温情滋养人心,他们滋养了我,让我的心一下静下来了。在忽然静下来以后,我感觉到,手中的笔如果不写,对不起这个时代,也对不起我的父母。

我的父母在用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精神,他们的夫妻之爱传承给儿女,这让我觉得非常真实,非常动容。在这本书出版以后,有很多读者给我留言,他们觉得最令他们感动的就是我的父母。在和父母朝夕相处的时光里,他们那些平凡而动人的饲养,那些自然而言的话语,从心海流淌到了笔尖,既让我陶醉又让我动容,让我的内心光明而温暖。

书中所说的故事其实非常平和,这些故事中的很多东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稍不留神就溜走了。《山顶荞麦花怒放》写的是我父亲的故事,父亲出生陕南的乡村一隅,在那个民不聊生的烽火年代,因为日寇的侵犯,父亲和祖父过得很不容易。但他们坚强地开荒种地,维持生计。是什么让他们活了下来?我想其实是一股劲,一种精神的力量。《夜枕稻浪》《竹林花开》《远去的锣声》《问渠》,还有《月亮走,我也走》等,折射出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那种勤劳和质朴、坚韧,不管环境如何,好也好,坏也罢,都要坚强地活下去,这正是我们民族的美德。我希望把这样一种精神力量传递出来。

还有我身边的人,比如小区里的洗衣工,比如楼市里的售楼员,公园里的舞者等等,和他们近距离接触以后,会感觉到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闪光点。

专访丨楚建锋:其实每个人都在创造自己的生活和故事

电影《我的父亲母亲》(1999)剧照。影片讲述了母亲招娣与父亲骆长余相知、相爱、分离,最终相守一生的故事。

故乡永远是那个水乡小镇

新京报:可以说说故乡的故事吗?书中很大一部分内容也和乡情、乡愁有关。记忆中的童年的汉中,和现在的汉中有哪些不同?它对你的性格,你后来的生活有带来一些影响吗?

楚建锋:我出生在铺镇,在汉中城东,是一座千年古镇,又叫十八里铺,离汉中市中心九公里,也就是书中化名的“沙窝村”。因这里全是沙子地。这里曾是汉江古渡,是自湖北汉口至陕西汉中最大的水运码头,也是汉江上行载重吨位较大船舶的终点码头。这里江面宽阔,水流平缓,是汉江船运最繁盛的港埠。铺镇地处汉江北岸,今属于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铺镇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境内北部多为丘陵;中南部为平坝区,属汉江冲积平原,地势平坦;东南部为河滩地带,属汉江漫滩阶地。我出生就在东南部。

临水而居,养育了十八里铺。小镇就是一座规模不大的城市。镇上有十多条街巷,江南风格的木屋高低错落、商铺摊点林立,茶楼戏院俱全,一年四季,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现在的古镇乃至汉中,已经是今非昔比,一江两岸,非常的现代化,走在大街上,高楼大厦,夜间到处都是各种夜市,灯火辉煌,人丁兴旺。但在记忆深处,故乡永远是那个水乡小镇,那种田园风光让人很难忘记。

铺镇对我的影响是一辈子的影响。汉江是中国汉民族和汉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汉中南屏巴山,北依秦岭,过去的“天府之国”,其实最早指的就是汉中。余秋雨曾经说,“我是汉族、我讲汉语、我写汉字、这是因为我们曾有过一个伟大的王朝---汉朝,而汉朝一个非常重要的重镇,那就是汉中。”我父亲出生的地方叫汉王镇,汉王镇是汉高祖刘邦当年封汉王之后的屯兵之地,等于是大汉民族的起点。

因为从小生活在这里,所以我身上更多地体现出这个地方的特性:这里既属于西北地区的陕西,又靠近四川,兼具两个地方的人文气象。因为在这块土地上成长,也因为我是军人出身,我的性格比较豪迈,有着军人的气质;但又因为入伍以后,我主要从事新闻工作,后来又进入了地方政府、媒体和学校,所以我的身上,书生味可能更多一些。

新京报:在谈及创作初衷时,你数次提到了父母的故事。书中也有大量的篇幅和父母的故事有关,比如父母住山垦荒,修渠架桥,运碳砌灶,父亲学木匠、做木匠,以及去大伯家借粮,妈妈学做毛姑姑等。在你心目中,父母是什么样的人,对你的成长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楚建锋:我觉得父母对我最大的影响,首先是他们唯美的爱情。我在《今生偏偏遇着他》中用曹雪芹笔下《红楼梦》中的话来收尾,“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他们是普通人,但他们之间唯美的爱情,很多人觉得是天方夜谭,像童话一样,但又确实在他们身上发生。

第二,是他们的共同经历。这么多年,他们的爱情和婚姻,他们所遭遇的时代变迁,他们的人生,让我感受到的是百折不挠,勤勤恳恳,靠自己的双手撑起这个家,养活我们四兄妹,让我们都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第三,是他们的为人。父亲一辈子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母亲虽然当时因为陪伴父亲,考上了大学没有去读,但也非常努力,不怕辛苦,他们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是我永远学之不尽,取之不竭的。

专访丨楚建锋:其实每个人都在创造自己的生活和故事

电影《我的父亲母亲》(1999)剧照。

新京报:你为这本书起名为《写在庚子》,想来对这一年感悟颇多,庚子年对你来说,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你是如何度过这一年的呢?

楚建锋:2020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大部分时间需要居家,可以说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父母,忽然就感觉应该把这些身边的故事记录下来。

突如其来的疫情虽然打乱了我们的生活模式,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上发生了很大变化——更多的交流转移到了网络之上。但也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如何维系亲情、友情和爱情,让人性回归,大家也越来越注重这样一种真情。我觉得这是最为重要的。

疫情让我们放弃了很多社交活动,回归到家庭和亲人之间,也因为这种回归,与家人之间有了更多深度的交流。就我个人而言,社交应酬少了,生活规律了,空出来的时间我用来读书,每天坚持运动,陪伴家人,静静感受时光的流逝,回归了一种更加本真和自然的状态。

新京报:接下来有新的创作计划吗?可以分享一些创作经验吗?

楚建锋:下一部作品正在构思之中,这和我之前的作品可能完全不一样。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写北京最平凡的人的故事,是我很不成熟的一些想法。

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说,要做生活的有心人。我之前也出版过一些作品,包括作品集《涛声》(南海出版公司1995年9月出版),随笔集《泉》(海南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报告文学集《风起天涯》(作家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论文集《观潮》(新华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杂文集《剑锋时评》等,其实这些东西很多都来自生活。当心静下来以后,你就能够发现,其实每个人都在创造自己的生活和故事,创作的本质就是真诚。当然,源于生活之外还要观察生活,还得有你的独到之处——如何在平淡中发现生活的本质和生活的美。

采写|何安安

编辑|张进

校对|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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