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每一个人的生活。也是在这一年，因为疫情，让楚建锋止下脚步，静下心来，与来北京求医的父母朝夕相守。

九旬高龄的父亲，七十多岁的母亲，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相知相伴，相携一生。在艰难的岁月中，父母顽强生存，不离不弃；在与病魔搏斗的时光里，父亲悉心照料，母亲坚强抗争。横跨六七十年的故事，在这一年喷薄而出，汇成了一本求真之书——《写在庚子》。无论是父母的爱情相守、平凡琐事，自己飞扬燃烧的青春往事，还是身边的洗衣工、售楼员、舞者，抑或是庚子年北京的景、物、人、事，共同组成了一个充满温情的世界。

“把我的父母，我遇见的那些人，与景和物，用我的笔写出来，让温情滋养人心。”在疫情依然肆虐的当下，楚建锋希望，这些流淌于他笔下的温情，可以滋养每一颗心。正如他所说：“我相信，每个做儿女的看了这本书，都会被他们父母以及他们身边人虽平凡但情浓的琐事感染、感动。这些人一言一行，影响着我们，让我们做更好的自己，去做一个堂堂正正的闪光的人。”

《写在庚子》，楚建锋 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10月版

爱是可以传递的，可以滋养每个人的心

新京报：2020年，也就是庚子年，你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写在庚子》一书，记录了时间跨度近六七十年的往事，其中既有父母的爱情故事，也有一家六口的人生起伏。为什么会想要创作这本书呢？

楚建锋：写这本书的初衷，其实就像我在这本书的封面所写的，“这本书，是献给父母的，也是献给我身边每个人的，更是写给我自己的，是写给天下儿女的。”

最近网络上流传的“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岳某，他为了寻找儿子，四处打工，这是奔劳的父子之爱；还有自学成才的天才翻译家金晓宇，他的故事同样是贯通寰宇的父子之情和母子之爱。这其实都折射出每一位中华儿女身上的传统美德，是每个人血液中自然流淌出来的（东西），也是我在庚子年用四个多月的时间完成这本书的原因——把我的父母，我人生中的每个人，我身边的每个景、每个物，用我的笔写出来，让温情滋养人心。为什么说让温情滋养人心？因为我觉得每个人身上都有温暖，都有闪光点，而且爱是可以传递的，可以滋养每个人的心。

我的父亲已经九十多岁了，我的母亲也七十多岁了。父亲在那个烽火年代，也就是陕西汉中解放初期参加革命，母亲也是在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他们两个人走入婚姻，在金婚中相守，不离不弃。这几年，他们在北京跟我生活。父亲两鬓斑白，天天照顾轮椅上的母亲——母亲做过五次手术，左右髋关节都装上了假肢。自母亲卧床以后，他在闹钟的滴答声里，悉心照顾母亲。所以我在书中写到爱情相守，我感觉他们之间有这样一种情感。这就是我所说的温情滋养人心，他们滋养了我，让我的心一下静下来了。在忽然静下来以后，我感觉到，手中的笔如果不写，对不起这个时代，也对不起我的父母。

我的父母在用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精神，他们的夫妻之爱传承给儿女，这让我觉得非常真实，非常动容。在这本书出版以后，有很多读者给我留言，他们觉得最令他们感动的就是我的父母。在和父母朝夕相处的时光里，他们那些平凡而动人的饲养，那些自然而言的话语，从心海流淌到了笔尖，既让我陶醉又让我动容，让我的内心光明而温暖。

书中所说的故事其实非常平和，这些故事中的很多东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稍不留神就溜走了。《山顶荞麦花怒放》写的是我父亲的故事，父亲出生陕南的乡村一隅，在那个民不聊生的烽火年代，因为日寇的侵犯，父亲和祖父过得很不容易。但他们坚强地开荒种地，维持生计。是什么让他们活了下来？我想其实是一股劲，一种精神的力量。《夜枕稻浪》《竹林花开》《远去的锣声》《问渠》，还有《月亮走，我也走》等，折射出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那种勤劳和质朴、坚韧，不管环境如何，好也好，坏也罢，都要坚强地活下去，这正是我们民族的美德。我希望把这样一种精神力量传递出来。

还有我身边的人，比如小区里的洗衣工，比如楼市里的售楼员，公园里的舞者等等，和他们近距离接触以后，会感觉到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闪光点。

电影《我的父亲母亲》（1999）剧照。影片讲述了母亲招娣与父亲骆长余相知、相爱、分离，最终相守一生的故事。

故乡永远是那个水乡小镇

新京报：可以说说故乡的故事吗？书中很大一部分内容也和乡情、乡愁有关。记忆中的童年的汉中，和现在的汉中有哪些不同？它对你的性格，你后来的生活有带来一些影响吗？

楚建锋：我出生在铺镇，在汉中城东，是一座千年古镇，又叫十八里铺，离汉中市中心九公里，也就是书中化名的“沙窝村”。因这里全是沙子地。这里曾是汉江古渡，是自湖北汉口至陕西汉中最大的水运码头，也是汉江上行载重吨位较大船舶的终点码头。这里江面宽阔，水流平缓，是汉江船运最繁盛的港埠。铺镇地处汉江北岸，今属于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铺镇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境内北部多为丘陵；中南部为平坝区，属汉江冲积平原，地势平坦；东南部为河滩地带，属汉江漫滩阶地。我出生就在东南部。

临水而居，养育了十八里铺。小镇就是一座规模不大的城市。镇上有十多条街巷，江南风格的木屋高低错落、商铺摊点林立，茶楼戏院俱全，一年四季，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现在的古镇乃至汉中，已经是今非昔比，一江两岸，非常的现代化，走在大街上，高楼大厦，夜间到处都是各种夜市，灯火辉煌，人丁兴旺。但在记忆深处，故乡永远是那个水乡小镇，那种田园风光让人很难忘记。

铺镇对我的影响是一辈子的影响。汉江是中国汉民族和汉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汉中南屏巴山，北依秦岭，过去的“天府之国”，其实最早指的就是汉中。余秋雨曾经说，“我是汉族、我讲汉语、我写汉字、这是因为我们曾有过一个伟大的王朝---汉朝，而汉朝一个非常重要的重镇，那就是汉中。”我父亲出生的地方叫汉王镇，汉王镇是汉高祖刘邦当年封汉王之后的屯兵之地，等于是大汉民族的起点。

因为从小生活在这里，所以我身上更多地体现出这个地方的特性：这里既属于西北地区的陕西，又靠近四川，兼具两个地方的人文气象。因为在这块土地上成长，也因为我是军人出身，我的性格比较豪迈，有着军人的气质；但又因为入伍以后，我主要从事新闻工作，后来又进入了地方政府、媒体和学校，所以我的身上，书生味可能更多一些。

新京报：在谈及创作初衷时，你数次提到了父母的故事。书中也有大量的篇幅和父母的故事有关，比如父母住山垦荒，修渠架桥，运碳砌灶，父亲学木匠、做木匠，以及去大伯家借粮，妈妈学做毛姑姑等。在你心目中，父母是什么样的人，对你的成长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楚建锋：我觉得父母对我最大的影响，首先是他们唯美的爱情。我在《今生偏偏遇着他》中用曹雪芹笔下《红楼梦》中的话来收尾，“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他们是普通人，但他们之间唯美的爱情，很多人觉得是天方夜谭，像童话一样，但又确实在他们身上发生。

第二，是他们的共同经历。这么多年，他们的爱情和婚姻，他们所遭遇的时代变迁，他们的人生，让我感受到的是百折不挠，勤勤恳恳，靠自己的双手撑起这个家，养活我们四兄妹，让我们都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第三，是他们的为人。父亲一辈子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母亲虽然当时因为陪伴父亲，考上了大学没有去读，但也非常努力，不怕辛苦，他们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是我永远学之不尽，取之不竭的。

电影《我的父亲母亲》（1999）剧照。

新京报：你为这本书起名为《写在庚子》，想来对这一年感悟颇多，庚子年对你来说，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你是如何度过这一年的呢？

楚建锋：2020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大部分时间需要居家，可以说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父母，忽然就感觉应该把这些身边的故事记录下来。

突如其来的疫情虽然打乱了我们的生活模式，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上发生了很大变化——更多的交流转移到了网络之上。但也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如何维系亲情、友情和爱情，让人性回归，大家也越来越注重这样一种真情。我觉得这是最为重要的。

疫情让我们放弃了很多社交活动，回归到家庭和亲人之间，也因为这种回归，与家人之间有了更多深度的交流。就我个人而言，社交应酬少了，生活规律了，空出来的时间我用来读书，每天坚持运动，陪伴家人，静静感受时光的流逝，回归了一种更加本真和自然的状态。

新京报：接下来有新的创作计划吗？可以分享一些创作经验吗？

楚建锋：下一部作品正在构思之中，这和我之前的作品可能完全不一样。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写北京最平凡的人的故事，是我很不成熟的一些想法。

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说，要做生活的有心人。我之前也出版过一些作品，包括作品集《涛声》（南海出版公司1995年9月出版），随笔集《泉》（海南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报告文学集《风起天涯》（作家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论文集《观潮》（新华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杂文集《剑锋时评》等，其实这些东西很多都来自生活。当心静下来以后，你就能够发现，其实每个人都在创造自己的生活和故事，创作的本质就是真诚。当然，源于生活之外还要观察生活，还得有你的独到之处——如何在平淡中发现生活的本质和生活的美。

采写｜何安安

编辑｜张进

校对｜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