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旅游步入“村时代”的来临，安徽省六安市注重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吸引各地游人进“村”观光。 田凯平摄(人民视觉)

6月17日，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派驻修文县洒坪镇蜈蚣桥村驻村干部和工作人员一起将小龙虾种苗投放到养殖示范基地里。 赵 松摄(人民视觉)

日前，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城西镇仙丘铺村举办文艺展演，表彰“五好家庭”。 邵世新摄(人民视觉)

天价彩礼送不起、环境污染问题、有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如何治理当前乡村中存在的这些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完善乡村治理机制，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为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夯实乡村振兴的基层基础明确了目标，指明了路径。

乡村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乡村振兴能否实现，基层治理能力很关键。近年来，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因地制宜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涌现出了一批好做法、好经验。

从事后问法到事前询法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善治的有效途径。近年来，浙江省不断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努力打造“三治融合”，为全国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样板。

“风貌建筑名额只有22幢，符合政策的却有59户，怎么办？现在来听听大家的意见。”这是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泗洲头镇墩岙村村民说事的场景。小小的村会议室挤了三十多位村民，大家在热烈讨论房子名额如何分配。

以前，村民对村里的事情并不关心，近几年，当地推行村民说事制度，把村民想要的和村里想做的结合起来，让村民和村干部面对面讨论问题商量办法。

“老百姓没有意见了，因为我们在项目实施之前，充分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墩岙村党支部书记鲍英钱接受采访时说道。如今，“村民说事”制度已在象山县490个村推广，逐渐形成了“有事敞开说，有事要商议，有事马上办，好坏大家评”的“说、议、办、评”制度。

自治为基，法治为本。调解纠纷、讨论村务要靠群众参与，更要靠法律保障。

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余村的村民调解委员会中有一位特殊的人，她是村里专门聘请的法律顾问李芳。最近，余村要将闲置的房屋出租，李芳要把关合同。

“利润分成这一块，不能混淆在一起，这是有冲突的。”村里的这份租赁合同，李芳给了不少修改意见。“以前是事后问法，现在是事前询法，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这点。我们村干部、村民的法律意识提高了。”

村里的大事要讲法，小事更要讲法，现在邻里纠纷、事故赔偿等等，村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法律顾问来咨询。

自治，让老百姓有了参与的活力；法治，为乡村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而德治更像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一般，改变着老百姓的内心。

在浙江省桐乡市梧桐街道桃园村，由退休干部、乡贤、村民小组长组成的“道德评判团”通过协商共议，评定“星级家庭”，并定期对各类问题进行点名曝光。村民高美生家因为鸡鸭混养产生污水，一颗星都没有拿到。上个月底村里卫生考核，高美生和老伴把院子里里外外打扫了三回，拿到了村里颁发的“最快进步奖”奖状。

通过三治融合机制，浙江省94%的村都有民主议事、村民议事，98%的矛盾和问题在乡村两级就得到了解决，真正做到了矛盾不上交，小事不出村。

天津宝坻实施六步决策法，广东惠州推行“一村一法律顾问”，北京顺义制定村规民约……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并举，各地真正做到了用良法善治为乡村治理保驾护航。

“治理不是管制，治理不是政府唱独角戏，不是政府单打独斗，也不是单打一。”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表示。“自治、法治、德治是维护乡村治理格局良性运转的不同治理方式。自治是属于村庄的范畴，法治是属于国家的范畴，德治是属于社会的范畴，这三种方式是互为补充、互相衔接、缺一不可的。”

人情味不能变成人情债

天价彩礼、铺张浪费、婚丧大操大办……近年来，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一些不良风气，导致随礼返贫、因婚致贫现象屡见不鲜。热衷“穷讲究”，最终“讲究穷”。乡风异化不仅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违背，甚至成为农民小康路上的沉重负担，人情味最后变成了人情债。

6月24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说，根据农业农村部驻村调查发现，当下农民消费第一支出为食品，很多农民第二支出是人情礼金，超过看病支出。韩俊指出，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天价彩礼、铺张浪费、婚丧大操大办等做法。

我国农村目前正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各种思潮冲击交汇，传统价值观念不断遭到冲击，一些地方红白喜事大操大办，攀比之风盛行。

“脱贫不易，小康更难；喜结良缘，毁于一旦。”这是一段民间顺口溜，却反映出农村“天价彩礼”已成为一些地区小康路上的“拦路虎”。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全面推行移风易俗，整治农村婚丧大操大办、高额彩礼、铺张浪费、厚葬薄养等不良习俗。

如今，河北邯郸、山东沂水等地积极探索，许多村子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建立“村规民约”，清新乡风正在乡村里形成。

黑龙江省明水县双兴镇双利村村民杨晓峰的女儿杨超去年12月举行婚礼，筹备时在镇里的饭店预订好了20桌酒席。

双利村红白理事会会长姜方志得知后，与理事会成员来到杨晓峰家中，劝导婚礼从简。杨晓峰起初并不同意，他觉得，嫁闺女得风风光光，不订饭店让人笑话。

姜方志给杨晓峰一家算了“经济账”：在镇里摆酒席，一桌至少要400元，婚庆礼仪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现在大家上饭店也吃不了几口，花钱不说，还浪费。

在红白理事会的推动下，杨晓峰和女儿在自家院里摆了不到10桌酒席宴请亲友。“省钱、省事、气氛还好，当时听他们的话算是对了。”杨晓峰说。

以前贷款结婚是常事，最初理事会成员到村民家劝导时，有一部分人不爱听，有的村民情绪很激动。如今，形成了风气之后，大家都欢迎理事会成员到家里来帮忙操办红白事，事主省心了，群众也开心了。

“过去是互相攀比，虽然大家心里都觉得浪费，但面子上都过不去。”于德春说，“现在不良风气刹住了，大家专心致志奔小康，别提多舒心了。”

支部当好“火车头”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要想‘三治’治理形式真正发挥乘数效应，必须坚持把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作为三者结合的政治保障。”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战旗村党总支部书记高德敏说。

成都市唐昌街道战旗村原名集凤大队，1965年在兴修水利、改土改田活动中成为一面旗帜，取名战旗大队，后为战旗村。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战旗村时强调，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要把乡村振兴这件事做好，继续走在前列。

为了理清党建引领农村社区发展治理思路，近两年来，战旗村规范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议事协商机制，党组织定期听取村民委员会、议事会、村务监督委员会等组织报告。同时建立村支部“两委”(村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联系党员、党员联系集中安置区群众的联系机制。

易小兰是土生土长的战旗村人，“在当初引进社会组织的时候，村党总支书记高德敏就提议，一定吸纳战旗村村民特别是年轻党员的参与，一是更熟悉了解当地的情况，另一方面，也是为村里培育人才，促进社会组织运行可持续发展。”

“胸怀满腔战旗梦，想方设法找出路”是战旗村“带头人”高德敏的座右铭。在战旗村党员活动室张贴的党员联系群众一览表上，战旗村每个党员都对应联系了3户到5户群众。战旗村要求每个党员要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实打实解决群众难题，做到有记录、可追溯。这样一来，党员干部离群众更近了、跟群众更亲了，村党组织成为群众信赖的主心骨。

村里青少年学生多、老年人多，村党支部便引入社会服务中心，实施“促国学经典颂扬家风家训”“老年人健康工程”两个社会工作项目，开设国学课堂、绘画、手工等培训课程，开展“创美家园”环保公益活动等。目前已开展老年人兴趣工坊10场，举办全村60岁以上老人生日会、端午节等节日大型活动近10场，服务村民超过1500人次。

兴办农民夜校、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建立院落公示栏……战旗村党总支全面分析村内外资源、社区治理存在问题和村民需求，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有效推动了战旗村社区治理工作。

农村工作千头万绪，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关键。战旗村党支部是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一个缩影。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构建村到组、组到户、户到人三层党建网络；陕西省汉阴县以“三线两化一平台”密切党群干群关系；黑龙江省富锦市龙山村创新实施了党员“网格式服务”……各地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不断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有利于进一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

对于乡村治理，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吕德文认为：“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乡村治理现代化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实现。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不仅要调动人民群众的巨大潜能，强化乡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能力，还要在组织、人才、资源和服务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从而协同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

协同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创新茶座)

吕德文

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时强调，继承和发扬党管农村工作优良传统、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坚持和加强党对乡村治理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策，坚持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作为主攻方向”。不久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为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夯实乡村振兴的基层基础明确了目标，指明了路径。

《意见》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行动指南。按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意见》对构建乡村治理体系提出了具体目标，要求到2020年现代乡村治理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完善。

中国一直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党管农村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能力，是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关键所在。根据《意见》要求，村党组织全面领导村民委员会及村务监督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组织和其他经济社会组织；健全村级重要事项、重大问题由村党组织研究讨论机制；实施村党组织带头人整体优化提升行动，持续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等，从而完善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发挥党员在乡村治理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新体系。对此，《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村民自治在乡村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并提出了增强村民自治的方式方法。比如，规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切实减轻村级组织负担；增强村民自治组织能力，健全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机制；全面实施村级事务阳光工程，推进村级事务及时公开。在乡村法治化建设方面，《意见》对人民调解、平安乡村、法律服务建设都提出了系统要求，同时也对发挥道德涵养在乡村治理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作出了规定，有助于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润泽乡村，提高乡村社会的文明程度。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表现是制度化、规范化，这有赖于建立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监督保障机制。《意见》的一大亮点，便是对村务监督工作的重视，并对乡村治理的监督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针对现实中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意见》对乡村治理的选人用人机制提出了具体要求，坚决把受过刑事处罚、存在“村霸”和涉黑涉恶、涉邪教等问题的人清理出村干部队伍，并指出要加大基层小微权力腐败惩治力度，等等。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乡村治理现代化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实现。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不仅要调动人民群众的巨大潜能，强化乡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能力，还要在组织、人才、资源和服务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从而协同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

(作者为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