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方唐代墓志的披露在海内外引起轰动。墓志的内容平淡无奇，引起轰动的原因是，墓志的最后刻有这样一行字：“日本国朝臣备书。”过去碑铭墓志的制作，到完成为止，至少会有四人经手，一是篆额，二是撰文，三是书丹，四是刻文。上面这一行字，表明这方墓志的书丹者是来自日本的“朝臣备”。

《李训墓志》局部

一看到“朝臣备”，会立刻让人联想到中日交流史上极为有名的吉备真备。公元716年，21岁的吉备真备被选作留学生，第二年跟随第9次遣唐使来到唐朝首都长安。“留学生”这个今天看来像是近代以后产生的词汇，其实在唐代就已经有了，专指跟随遣唐使一起入唐的年轻学生。跟吉备真备同行的还有更有名的阿倍仲麻吕，也就是跟李白等唐代诗人有着深入交往的晁衡。吉备真备在唐朝留学的时间长达18年，735年才携带大量书籍回到日本。回到日本后的吉备真备受到重用，官职升迁很快，曾作为东宫学士，给后来成为孝谦天皇的皇太子讲授《礼记》和《汉书》。在751年，吉备真备被任命为遣唐使副使，于次年再次踏上唐朝的土地。再次到访，不仅受到唐玄宗的接见，被授予银青光禄大夫，还与阿倍仲麻吕再会，又到扬州拜访了鉴真大师。几次东渡都没有成功的鉴真大师，也在754年随同吉备真备终于来到了日本。此后吉备真备尽管仕途颇有波折，但一直身居高位，做到正二位的右大臣，历仕于几代天皇。

吉备真备对传播中国文化起到重要的作用。大到历法，小到围棋，乃至矫正日本的汉字旧读吴音为唐代长安标准音的汉音，甚至日本文字片假名的创制，都跟吉备真备有关。鉴于吉备真备对日本文化有如此重大的贡献，在去世上千年之后，还被明治天皇追赠勋二等。在古都西安，还有为纪念唐代文化传入日本1250年而建造的吉备真备纪念园。

如果墓志真的是这位几乎是奠基了日本古代文化的吉备真备所书写的，的确意义非同寻常。不仅“朝臣备”的表述会让人联想到吉备真备，从其他几个角度来看，似乎也不能排除吉备真备书写的可能性。第一，在时间节点上，吉备真备没有不在场的记录。墓志写于墓主李训去世的当年734年。第一次赴唐学习的吉备真备，第二年的735年才回国。第二，在地点接近上，也与吉备真备有关。因为墓主李训担任主管接待外国人的鸿胪寺丞，而根据文献记录，鸿胪寺又是吉备真备长期学习的地方。荣新江教授说“唐代的外交官让日本国的使者来写墓志”，“这让人们从中看到了唐朝的国际性和开放的胸怀”。其实由善书的吉备真备来书写本处去世长官的墓志也属至极当然。在“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李白《前有一樽酒行二首》）的国际化程度相当高的当时长安，唐朝人的胡汉意识恐怕并没有那么明晰，倒是“朝臣备”作为外来者则很明晰，一定要写上“日本国”来强调自己的身份。

这方19行、328字的墓志本身，其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关于这一点，从对墓志撰文者褚思光的文献考索便可证明。褚思光，在唐人张彦远的《法书要录》卷四、宋人王溥的《唐会要》卷七六等文献中都有记载，开元七年（719）文辞雅丽科及第，墓志写作之时，已官至秘书丞。由擅长文辞的秘书丞褚思光来执笔墓志撰写，也合情合理。

根据报道，专家们从填补中日关系史、中日书法史、遣唐使、日本史空白的视点强调了李训墓志的价值。墓志固然有以上各个方面的价值，但在我看来，对于日本史研究、特别是在考察“日本”国号的形成与使用方面，有着重要的价值。墓志写作于734年。在同一年，还有另一方重要的墓志存世。这就是明确写下“国号日本”的《井真成墓志》。15年前发现于西安的《井真成墓志》，是当时首次发现记载“日本”年代最早的实物。发现后在日本引起轰动。因为日本国号的形成，长期以来都是根据一些文献记载作出的推测。尽管《井真成墓志》的“国号日本”比通说晚将近30年，但却是言之凿凿的实物。这次《李训墓志》中所记“日本国朝臣备书”与《井真成墓志》作于同一年，这是二者的接点。我曾在日本《每日新闻》（2005年9月1日《每日新闻》夕刊）上撰文，考证了为研究者所忽视的墓志撰者的问题，认为《井真成墓志》并非由当时的唐人所撰，而是出自与井真成同在长安的日本人之手。我在文中推测有可能是有名的阿倍仲麻吕所撰。《李训墓志》的披露，让我觉得《井真成墓志》出自“朝臣备”之手的可能性也不是绝对没有。

《井真成墓志》局部

在《井真成墓志》发现之后，写有“日本”的墓志又陆续有《祢军墓志》和《杜嗣先墓志》的发现。《祢军墓志》中的“日本”，据我考证并非固有名词，只是泛指东方的虚指（《〈祢军墓志〉中的“日本”并非国名》，《澎湃》，2018年6月30日）。撰于713年的《杜嗣先墓志》中的“日本来庭”，据我考证，则确实是指日本（《“日本”国号形成蠡测》，《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6期）。尽管《井真成墓志》和《李训墓志》中的“日本”要比《杜嗣先墓志》的时期要晚，但并非没有价值。与站在唐人的立场上撰写的《杜嗣先墓志》不同，《井真成墓志》和《李训墓志》中的“日本”，是日本人自己的自述。这对于考察当时日本人的国名意识与“日本”作为国名被广泛使用的事实也很有意义。

比较作于同一年的《井真成墓志》和《李训墓志》，其各自不同的价值在于，《井真成墓志》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明确记载“国号日本”的实物，而《李训墓志》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明确记载“日本国”的实物。现在日本的正式国名也叫“日本国”，这样的表记或许是自日本国号形成之日起就是如此（参见笔者《“日本”国号形成蠡测》第六节《“日本国”解》。）。《续日本纪》记录702年的遣唐使问答，就自称“日本国使”。属于石刻文献的《李训墓志》可以成为书籍文献《续日本纪》的佐证。

从报道来看，对于《李训墓志》的书写者“朝臣备”，中国方面的学者言之凿凿，实指就是吉备真备，而日本方面或许是接受了误读《祢军墓志》的教训，谨慎地推测有可能是吉备真备。

其实，《李训墓志》的书写者“朝臣备”到底是不是吉备真备，还真的不能斩钉截铁地下断言。这里面至少有两个疑问还难以解释。吉备真备原名叫作“下道朝臣”，有明确记载改名为“吉备朝臣”是在日本的天平十八年，即公元746年。在十二年前书写墓志之时，他不可能时空穿越，写下十二年后才开始使用的名字。这是最大的疑问。此外，吉备真备亲笔为自己的母亲写下有《杨贵氏墓志》。现存的《杨贵氏墓志》与《李训墓志》的书法风格迥异，难以视为出自同一人之手笔。更为具体的是，《李训墓志》中的“朝臣备”的“备”，写作繁体异体字的“偹”，而《杨贵氏墓志》則写作繁体正字的“備”。仅就这些疑点来看，《李训墓志》的书写者“朝臣备”能不能断定就是吉备真备，还需审慎。顺便说一句，日本明治大学的气贺泽保规教授说道，吉备真备“日本国内并没有保留下任何他的笔迹，此次发现无疑填补了多项空白”。强调《李训墓志》的价值的用意可以理解，但上述吉备真备亲笔书写《杨贵氏墓志》真迹尚存，不能说“没有保留下任何他的笔迹”吧。

《杨贵氏墓志》

尽管书写者“朝臣备”究竟是不是吉备真备尚存疑点，但这并不能否认《李训墓志》本身的重要价值。墓志的书写年代本身以及“日本国朝臣备书”的表述，从日本史的视点考量，无疑已经具有极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