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毅传》故事原型考家喻户晓的戏曲《柳毅传书》是一个感人的爱情神话故事，这个故事源自中唐时期李朝威所写的《柳毅传》，从那时起柳毅传书故事被口口相传，它与后来的梁祝故事及西厢记故事一起，并称为中国三大经典爱情故事之一。过去曾有不少学者尝试以不同范畴对其故事原型考究，众说纷纭，可惜至今仍然未能作出较一致的结论。有关《柳毅传书》的故事，在明隆庆《岳州府志》中有记载，在晚唐已流传颇广。唐末裴铏所作《传奇》中《萧旷》一篇，已言“近日人世或传柳毅灵姻之事”。唐末传奇《灵应传》亦言及钱塘君与泾阳君之战。宋代苏州又有柳毅井、柳毅桥的附会（范成大《吴郡志》卷六“古迹”、卷一七“桥梁”）。后世据以演成戏曲者,有元代尚仲贤《柳毅传书》、明代黄惟楫《龙绡记》、许自昌《橘浦记》、清代李渔《蜃中楼》等。《柳毅传》是唐传奇中除《游仙窟》外篇幅最长的一篇，也是情节丰沛、人物饱满、文辞华艳的代表。此传文本被录入《太平广记》，然《太平广记》在辑录时，或为原本无名之文增添标题；或对原本篇名进行整齐划一的修改。修改方式也非常简单，大多直接用辑录者认定的作品主人公之名充当篇名，有时因辑录者无暇思考，所拟之名“脱靶”严重（比如李公佐写无支祁的名篇被命名为《李汤》）。本来，《太平广记》卷四八四到卷四九二专列了“杂传记”类，此九卷所录十四篇作品多为唐代单行传奇，均保留了原名。可惜的是，《柳毅传》因与“龙”有关而被编者辑入卷四一九“龙”类之中，便无法享受到改名的豁免权。所以，在《太平广记》中，此传的篇名便毫不意外地用了“柳毅”二字。然而对于这个命名，有很多学者提出异议：《〈异闻集〉考》一文即指出“宋人著作多引作《洞庭灵姻传》”，并举出《王荆文公诗笺注》、《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和《增广笺注简斋诗集》；《施注苏诗》又增加了例证，颇有说服力；至《唐传奇笺证》已采纳这些意见，直接以后者为题。这就引出宋代文献中的另一个命名《洞庭灵姻传》。曾著《类说》引《异闻集》题作《洞庭灵姻传》，写洞庭龙女远嫁泾川，受其夫泾阳君与公婆虐待，幸遇书生柳毅为传家书至洞庭龙宫，得其叔父钱塘君营救，回归洞庭，钱塘君即令柳毅与龙女成婚。柳毅因传信乃急人之难，本无私心，且不满钱塘君之蛮横，故严辞拒绝，告辞而去。但龙女对柳毅已生爱慕之心，自誓不嫁他人，后二人终成眷属。故事极富于想象，情节曲折，而结构谨严。柳毅的正直磊落，龙女的一往情深，钱塘君的刚直暴烈，性格刻画颇为鲜明。对龙女和柳毅的心理描写，尤细致真切。其文体在散行之中夹有骈偶文句和韵语。文辞亦颇华艳。然而，由于诸学者皆后于曾慥，似乎也不能排除此书学者笺注皆引自《类说》的可能性。不过，细勘数据，可以证明这些引文中有的确实并非源自《类说》。《王荆公诗注》卷三六《舒州七月十七日雨》诗有“只疑天赐雨工闲”句，下注云：《洞庭灵姻传》：“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岂宰杀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为雨工？”曰：“雷霆之类也。”毅复视之，则皆矫顾拏步，饮龁甚异，而大小毛角，则无别羊焉。将其与《类说》所引对勘，会发现此处引文较《类说》之节引详细，如此处所引之“神祇岂宰杀乎”“何为雨工”“则皆矫顾拏步”三句，《类说》本均无，若李壁据《类说》引注，当不会多出此数句；若其依据《太平广记》，则又不会题其为《洞庭灵姻传》。联系施元之注苏诗云“《异闻集·洞庭灵姻传》”云云，可以推知当时尚有原本《异闻集》流传，施、李等人或就原书引录。不过，与施氏同时之王十朋注苏诗中，此条注语便已改为语焉不详之“《异闻集》载：‘唐仪凤中……’”云云，或据《太平广记》引录了。《宣和画谱》是北宋宣和（1119—1125）年间朝廷主持编撰的书，主要著录宫廷所藏绘画作品，可靠性很高。其书卷四录有“颜德谦”一条，云其“善画人物，多喜写道像……其最著者有《萧翼取兰亭》横轴，风格特异”，后附其画目，中有“洞庭灵姻图二”一条。知北宋宫廷曾收藏颜德谦以“洞庭灵姻”为题之图两幅，从前述其画有《萧翼取兰亭》亦可知，颜德谦颇喜以唐稗为画，且其题名亦当脱胎原名。那么“洞庭灵姻图”绝非向壁虚构之名。以上所论，还只是宋人的证据。但从此传问世到李壁之时，已过四个世纪，则其可信度仍需斟酌，而《宣和画谱》又非直接证据。那么，是否有唐人的证据呢？《〈异闻集〉考补》云：“《太平广记》卷三一一《萧旷》条引裴晔《传奇》云：‘旷因语织绡曰：“近日人世，或传柳毅灵姻之事，有之乎？”’”第一次用唐传奇中的材料为证，并指出“《柳毅传》中没有‘灵姻’这个词，显然是从本篇的题目来的”，这应该算是与作者时代很相近的证据了。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并不直接却很有说服力的证据。唐传奇中有一篇《灵应传》，与柳毅故事相类，鲁迅先生在《稗边小缀》中曾指出“《传》在记龙女之贞淑，郑承符之智勇，而亦取李朝威《柳毅传》中事，盖受其影响，又稍变易之”。这一影响关系绝非臆测，还有更确凿的证据，程毅中先生《唐代小说史》即进一步指出其文本中云：“洞庭君是她外祖，泾阳君与洞庭君世为姻戚，后以琴瑟不调，弃掷少妇，遭钱塘一怒，伤生害稼，怀山襄陵。泾水穷鳞，寻毙外祖之牙齿。今泾上车轮马迹犹在，史传具存，固非谬也。”由此可见，此作不但在故事结构上仿效前者，甚至也把前传当作典故在文中引用，所以程毅中先生指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柳毅传》的翻案文章，作者把龙女离婚再嫁的故事改造为龙女守节拒婚的故事”。那么，此作就不仅是《柳毅传》仿作，从命名来看也有仿效之迹：“灵应传”与“灵姻传”，何其相似，这恐怕不能以偶然来解释。《灵应传》录于《太平广记》卷四九二，正为“杂传记”之部分，故据前文提及之“惯例”，此当为原名，并未经后人改动。那么可以推知，《灵应传》的作者所见柳毅故事之题名必为“灵姻传”。《华岳灵姻传》（录于《类说》所引《异闻集》）。其内容亦隐约有柳毅故事之影响。再看其命名，与《洞庭灵烟传》如出一辙，连宋人诗注引其篇名之误都惊人相似：《华岳灵姻传》在《东坡先生诗集注》卷二七《章质夫寄惠崔徽真》赵次公注中曾被误引为“华岳云烟传”，而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卷一八《游南嶂同孙通道》“孤禽三叫危石裂”句下注云“《异闻录·洞庭灵烟传》：猛石可裂不可卷”，“姻”亦误为“烟”字。即此可见二名之关系，亦可反证柳毅故事之原名必为《洞庭灵姻传》。其实，我们还可以从宏观的数据上证实这一点。检索文献数据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唐宋文献都称此作为“洞庭灵姻传”，而称“柳毅传”者却均为明清文献——南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卷五〇引洞庭龙女事，下注出处为“柳毅传”，然其或当袭自《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三九，后者原本引为“灵烟传”，可知谢书为编者反据《太平广记》所改。不过，以上的讨论在《柳毅》和《洞庭灵姻传》两个名字之间，而我们现在熟知的命名却是《柳毅传》，这个“传”字是怎么来的呢？鲁迅先生《唐宋传奇集》据《太平广记》收入此作，又在《稗边小缀》中解释说“原题无传字，今增”，则似乎是他自作主张增加了一个字，其实也不尽然。明清两代流行的唐传奇选本如《虞初志》《唐人说荟》等即作“柳毅传”——虽然鲁迅先生曾专门写过《破〈唐人说荟〉》这样的文章，极力揭破此类书为“光怪陆离”的“荒谬”之作，但他在择定此传篇名时，或许也受到这些书潜移默化的影响吧。然而，这个明清时代才流行起来的命名，从鲁迅先生以《太平广记》原名之“柳毅”加一“传”字拼凑起来以后，却成为这篇作品理所当然的“原名”，虽然前述学术界有很多学者论证此传原名当为《洞庭灵姻传》，但这些努力却未能在常识层面有所改变，现在各种文学史、小说史著述与研究论文仍以《柳毅传》称之。这是为什么呢？除了学界与读者的思维惯性之外，可能还有一些有趣的原因。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个后世流传较广的篇名是否与元人尚仲贤据此创作的杂剧《柳毅传书》有关呢？由于此剧名气很大，其命名更为人熟知，而由《柳毅传书》一变而为《柳毅传》亦是极顺理成章之事——甚至，文献中将“柳毅传书”之“传”误为“柳毅传”之“传”者，亦多有之，如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曾云“唐人小说如柳毅传书洞庭事，极鄙诞不根”，学界无论资料之汇辑抑或论文引用，多标点为“《柳毅传》书洞庭事”——其实，这种标点的文意是有瑕疵的，“洞庭事”指代不明，其实，作者原意是“柳毅传书洞庭”之事。就这样，《柳毅传》遂为柳毅故事之代称。正如崔莺莺故事最为人熟知的名称并非《莺莺传》，而是《西厢记》一样。不过，《西厢记》虽然取得了崔、张故事代称的资格，却并未覆盖原名《莺莺传》，但《柳毅传》却“驱逐”了原名，恐怕还需考虑一个原因，那就是，《洞庭灵姻传》虽为此传原名，却与唐传奇命名之类例颇有参差。唐传奇立名之法：凡以“传”为名者，“传”前必为人名或人名代称；凡以“记”为名者，“记”前一般以事或物为题，总之，必不以人名为题。笔者以《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所录唐代单篇传奇为对象核查，以“传”为名者，除我们要讨论的《洞庭灵姻传》及其影响下的《灵应传》外，仅一篇《长恨歌传》例外——以其歌传相配，故命名受白居易《长恨歌》之影响，故可不论。则于名播人口的唐代单篇传奇作品中，唯《洞庭灵姻传》一篇题名与前述之例不符。所以，后世接受者在阅读此传时，便不自觉将其用传体常用的人物命名来指称，于是，后人所拟之名便渐次取代了作者原名，使得这篇传奇长期以来都以《柳毅传》的名目流传，几乎使人忘了它还有一个在唐传奇制名史上矫矫不群的命名。不过，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尽力使此传重归原名。这不只是因为从求真的角度说，应该正本清源；更重要的是，原文中“灵姻”二字非常重要——此传重点并不在柳毅，而在柳毅“移信鳞虫”，从而与鳞虫之灵者龙女之间产生的奇姻，若放弃这个原名，作者的原意就会被遮蔽。〈柳毅传〉、〈任氏传〉同是唐传奇中的名篇，人物与情节构思可与中国古代天文学常识相符。假如以一种重读经典的诠释思路，将两篇唐传奇与中国古代天文学常识对读，〈柳毅传〉中的钱塘龙君与四象之一的东方苍龙取象切合，洞庭龙君即南方朱雀之轩辕星官，〈柳毅传〉中的「狐神」即〈任氏传〉中的狐仙任氏可与中国二十八星宿中的尾宿相映衬。唐传奇是唐代文学中的璀璨明珠。关于〈柳毅传〉、〈任氏传〉的研究成果甚丰，如〈《柳毅传》成书探微〉归纳看来研究角度属于版本及故事流变、《汉译佛典与唐传奇中的龙女》人物形象、《唐人小说与政治》小说创作的历史社会背景三方面者居多。此外，尚有域外文学与二传比较研究如《霍克斯英译本〈柳毅传书〉中的操纵性》及运用女性主义的〈论《任氏传》的性别与道德困境〉、《唐传奇的叙事艺术》叙事学等视角对〈柳毅传〉、〈任氏传〉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柳毅传〉的故事发生地争议纷纭，有部分学者通过对早期传奇创作的取材、故事主人公原籍、洞庭湖的传说产生的背景与遗迹、文献记载与文化积淀诸方面进行考察，认为〈柳毅传〉故事原地在洞庭湖。〈《柳毅传书》故事原地浅探〉中指出肖献军从唐人的小说观及文本的角度出发，结合相关地理知识、文化背景、物产及小说风格等进行考辨证实〈柳毅传〉故事中「洞庭」是指太湖。〈《柳毅传》原发生地考辨〉王稼句考证今洞庭东山启园一带，过去称橘社，早在《吴郡志》里已有记载，好事者就因为东山有橘社，就制造了一个柳毅井的古迹。〈橘社往事〉认为：柳毅传书故事在洞庭湖地区流传甚广,柳毅的形象为人们所敬仰，被民众奉为洞庭湖神。至明清时期，柳毅信仰在洞庭湖地区达到鼎盛，民众将其尊称为洞庭王爷并建造多座庙宇加以祭祀。历史上，洞庭庙遍布湖区，因时代变迁，多已不复存在。君山上的洞庭庙，是现存规模最大、知名度最高的一座柳毅庙。据〈洞庭湖地区柳毅信仰及其庙宇变迁之考辨〉文献记载，此庙并非洞庭主庙，洞庭主庙应在洞庭湖东岸的鹿角。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洞庭湖地区的柳毅信仰已然衍生出新的文化内涵。〈柳毅传〉的故事原型研究中，〈柳毅故事的文化解读〉认为龙女报恩的故事神话原型是远古时代的「太阳潜水」意象，它暗含着人类经历大水的洗礼而再生的原型文化内涵。作为一篇个人有意为之的作品，小说又渗透着创作主体的时代情感理想，对生命永恒的欲求和企盼，使得文本营构时代的文化内涵恰与原型文化的暗示相合。〈《柳毅传》龙女形象新论〉学者黄贤认为其题材来源是受到印度佛经中龙女报恩故事的影响并且在其中国化、文人化的过程中产生的。与其观点相同的尚有〈西域地区的龙崇拜以及对中土文化的影响〉作者王青，其认为西域的舞龙杂耍、咒龙祈雨方术以及龙女索夫传说对中土的杂技、方术以及志怪传奇〈柳毅传〉等具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印度龙女故事与《柳毅传书》的关系〉一书中也同样认为〈柳毅传〉受到佛经影响。而〈唐传奇《柳毅传》中扣树情节之民俗探析〉认为扣树入龙宫的情节背后有深厚民俗信仰的支撑。织带是用来拜祭、胁迫社会，扣树时需要织带在扣树过程中充当巫术灵物，这是对现实中祭社仪式的反映。大橘树成为龙宫的门户，承继六朝以来的扣物传书母题，更基于一种俗信：树木、森林是神秘的，常成为人世与异域（神界、冥府）沟通的媒介、门户。这种俗信的形成有多种因素的影响，远古信仰中神树能通天，是万鬼出入之门是其神话源头。〈论《柳毅传》对前代文本的继承与转化〉中同样认为，唐以前早有相类似题材、情节的文章记载，而〈柳毅传〉是一个成熟的形态，多是源自于前文本，其与《摩诃僧祗律》卷第三十二「明杂跋除法之十」的商人救龙女故事、《搜神记》所载〈胡母班〉条、《南越志》载〈观亭江神〉以及戴孚《广异记》中的〈三卫〉情节都相似。《隋唐五代小说史》指出「〈柳毅传〉应是在上述（〈胡〉及〈三卫〉）流行的民间故事的基础上，经作者敷衍加工而成……〈柳毅传〉与〈三卫〉不同，它将爱情、婚姻、家庭等方面内容结合起来，组成一个神女与人相爱的传奇故事。」〈任氏传〉的研究多围绕中国古典小说的形象。狐形象贯穿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各个阶段，自《山海经》、魏晋志怪小说，经历唐传奇，直至清代小说形成独具东方民族特色的原型。〈任氏传〉故事原型的研究论文中，王光福认为：「狎妓是古代士大夫的生活风习,任氏是妓女与狐女的结合体。」《绍兴文学报》认为：「胡汉交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其初期或中期，胡人多受到歧视地位低下，『狐』常用来作为对胡人的蔑称。狐妖故事多包含着胡人、尤其是胡女的不幸遭遇……它们将是十分珍贵的民族文化交流之史料。」从讽喻的角度认为：「沈既济塑造了一个『遇暴不失节，徇人以至死』的雌狐形象，以讽刺当时官场上刘晏背叛元载」。假如以一种重读经典的诠释思路，将两篇唐传奇与中国古代天文学对读，理清〈柳毅传〉中的钱塘龙君与四象之一的东方苍龙取象切合，洞庭龙君即南方朱雀之轩辕星官，〈柳毅传〉中的「狐神」即〈任氏传〉中的狐仙任氏可与中国二十八星宿中的尾宿相映衬。〈柳毅传〉中开始写到儒生柳毅「将还湘滨」，且龙女家乡在洞庭。洞庭、湘的分野是「翼、轸」。洞庭龙君应为翼宿上方之「轩辕」星官，《史记·天官书》：「轩辕，黄龙体。」〈集解〉：「孟康曰：『形如腾龙。』」。〈索隐〉：「《援神契》曰：『轩辕十二星，后宫所居。』」。石氏《星赞》以轩辕龙体，主后妃也。〈正义〉：「轩辕十七星，在七星北，黄龙之体，主雷雨之神，后宫之象也。阴阳交感，激为雷电，和为雨，怒为风，乱为雾，凝为霜，散为露，聚为云气，立为虹蜺，离为背璚，分为抱珥。二十四变，皆轩辕主之。」龙女自述其家：「洞庭之阴，有大橘树焉，乡人谓之『社橘』」。翼宿上有柳宿，应为此大橘树之原型。《石氏星经》：「柳八星，在鬼东南，曲垂似柳。」柳毅初到洞庭龙府，询问洞庭龙君所在。武夫回答：「吾君方幸玄珠阁，与太阳道士讲《火经》，少选当毕。」翼宿在黄道南，黄道为太阳运行轨迹，翼宿属于四象之一的南方朱雀天区，五行属火。所以这里武夫的回答是洞庭龙君与太阳道士讲《火经》。柳毅初遇龙女在「泾阳」。《泾阳县志》载：「泾阳县，本秦旧县。汉属安定郡，惠帝改置池阳县，属左冯翊，故城在今县西北二里，以其地在池水之阳，故曰池阳。后魏废，于今县置咸阳郡，苻秦又置泾阳县。隋文帝罢郡，移泾阳县于咸阳郡，属雍州，即今县是也。」「雍州」，其分野在「井、鬼」。龙女彼时在牧羊。后文柳毅曾发问：「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岂宰杀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为雨工？」曰：「雷霆之类也。」在井宿、鬼宿附近有毕宿。古人认为毕宿主雨。《诗经･渐渐之石》：「月离于毕，俾滂沱矣」。且毕宿的形状很像羊的犄角。龙女将书信交给柳毅之时：「女遂于云间解书，再拜以进，东望愁泣，若不自胜。毅深为之戚。」井宿、鬼宿在翼宿西，所以龙女「东望」哭泣，符合天区方位。翼二十二星为天乐府，又主夷狄，亦主远客。」柳毅远道而来，符合「远客」之义。宴会之中「笳角鼙鼓，旌旗剑戟，舞万夫于其右」、「金石丝竹，罗绮珠翠，舞千女于其左」正符合翼宿「天之乐府」之义。且〈任氏传〉中另一女子张十五娘为锦衣之妇，乃取张宿之姓，取星宿之占星含义。《正义》：「七星为颈，一名天都，主衣裳文绣，主急事。」因为星宿主「急事」，所以张十五娘得宠不久即被弃。钱塘君的人物原型应该是东方苍龙，其「因酒作色，踞谓毅曰」此一坐姿即「箕踞」，取自箕宿。《史记·天官书》：「箕为敖客，曰口舌。」此处钱塘君的坐姿显示，其后必有争执口舌之事发生，果然因为钱塘君为龙女向柳毅求婚配而与柳毅冲突，符合箕宿的占星含义。考索至此，可以确定钱塘龙君的形象吻合于与箕宿有关的东方苍龙，洞庭龙府乃轩辕龙星官附近天区，龙女牧羊之地在南方朱雀之井宿、鬼宿，所牧之羊乃西方白虎之毕宿。洞庭君在宴会中歌唱：「大天苍苍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圣兮，薄社依墙。雷霆一发兮，其孰敢当？荷贞人兮信义长，令骨肉兮还故乡，齐言惭愧兮何时忘！」此处的狐神即是〈任氏传〉中的狐仙任氏，其与东方苍龙之尾宿有关。狐九尾是其最重要特征。中国九尾狐的传说由来已久。《山海经･大荒东经》：「有青丘之国，有狐，九尾。」《山海经･南山经》：「又东三百里，曰青丘之山，其阳多玉，其阴多青䨼。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不蛊。」。位于东方苍龙的尾宿，正有九星。《史记·天官书》：「尾为九子，曰君臣；」《索隐》：「宋均云『属后宫场，故得兼子，子必九者，取尾有九星也。』《元命包》云:『尾九星，箕四星，为后宫之场也。』」《正义》：「尾，箕。尾为析木之津，于辰在寅，燕之分野。尾九星为后宫，亦为九子。星近心第一星为后，次三星妃，次三星嫔，末二星妾。占：均明，大小相承，则后宫叙而多子；不然，则不:金、火守之，后宫兵起；若明暗不常，妃嫡乖乱，妾媵失序。」由此可知，尾宿的占星意义乃与「后宫」且与帝王子嗣有关，所以才会被幻想为妖冶动人的狐仙形象。班固《白虎通德论･封禅》：德至鸟兽则凤凰翔，鸾鸟舞，麒麟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见，白鸟下。狐九尾何？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必九尾者也？九妃得其所，子孙繁息也。于尾者何？明后当盛也。屈原在《九章･哀郢》中写道「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尾宿的尾部尾宿八、尾宿九双星正好指向尾宿头部尾宿一。此可能是「狐死首丘」传说的由来。〈任氏传〉一开始就揭开了任氏这只女妖的真面目：「有韦使君者，名崟，第九。」此处「韦」取「尾」谐音，且排行第九，尾宿正是九星。从古代天文学相解读两者，〈柳毅传〉故事之原形为〈任氏传〉似乎也颇合情理。「柳毅传书」还有另一个远古传说 : 原本是发生在陕西省长武县芋元乡柳泉村的一个真实故事，后经长期流传逐渐演化为传奇故事或神话故事，终被历代文人定格为《柳毅传》(传奇，唐代陇西人李朝威着)和《柳毅传书》(杂剧，元代尚仲贤改编)等，载于中华民间文学史册之中，影响深广。部分遗址随着自然变化，原貌模糊，庙祠建筑物、塑像等1995年重修迄今，保护基本完好。柳泉村位于长武县芋元乡东北部，呈半平原山沟地貌，泾水环绕，兴隆山湾与之相抱，与甘肃省宁县，本省彬县隔河相望。旧时，村民依山崖凿窑而居，筑有土城围堡，千年苍松耸立村中。清代的古戏楼，是旧日村民集聚活动的中心之地，共同印证着古老的村貌。据村民赵守进等人口述，「柳毅传书」传说，村民是以口耳相传，一代一代传至今天。传说，唐高宗仪凤年间，江南学士柳毅，三次赴长安应试不第，满腹踌躇，无心归里，决意在秦地游学，不期乘马沿泾水山阳行进，行至衢州进贤乡进贤里一山中(今芋元乡东咀)，见有一座七星殿庙宇，高大辉煌，下马入内参拜。庙神九天雷祖应愿普化天尊，悯其心善志诚，显灵指点。柳毅归道修心，一日，自觉心悸不安，出庙乘马散行，途经一山坡，遇见一女子衣衫褴褛、满目泪痕，牧放着一群羊。柳毅下马问其情由，方知是洞庭湖龙君的三女儿，前几年被泾河小龙君抢占为妻，惨遭虐待，无法脱身。柳毅出于同乡同情之心，誓为龙女传书解难。龙女非常感激，取出帕布一块，让柳毅代书。柳毅取出笔砚，却无水研墨，久思无解，执笔愤然于地一蹾，地上突然冒出笔头状小泉，遂取水研墨修书，尽述龙女受难思乡之情。柳毅辞别龙女上马，千里迢迢传书，行走不远一山，乘马忽然跃前蹄一刨，清泉溢水，马喝泉水后，竟腾空驾雾奔向洞庭。柳毅按龙女密告之址，拜见龙君。龙君观书后，焦急万分，遣派强兵勇将，赶至泾河剿杀了孽龙，救出龙女。泾水从此不再泛滥，百姓得以安居。龙君感于柳毅忠义诚善，让龙女许配柳毅为妻。婚后，二人相亲相爱，同当地人民相融共处，教民识字，修水植桑，传授江南养蚕耕织技术(村内昔有百亩桑园)做了许多益事。柳毅化仙后，经常显灵佑民，当地人民故此奉柳毅为尊神，建庙立祠祭祀。旧时代，当地每遇干旱，于柳毅庙祈雨必应，邻村百姓世代饮用泉水，故有「同井八家」之传。「柳毅传书」传说，主要叙述了柳毅历经曲折，苦心营救龙女脱难，并结为夫妻，与当地百姓融融相处，兴学、修水、植桑、养蚕、传授耕织技术，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成为百姓心目中所幻想的典型化身。柳毅羽化后，当地百姓感戴他的功德，取村名为「柳泉」，取泉名为「马刨泉」，取井名为「笔蹾井」，昔日龙女牧羊山坡取名为「牧羊山」，山上白石点点，远眺犹如羊群。山中曾生长蓝草，既可药用，又可染布(以上遗址尚存)。之后，在兴隆山修建「龙泉寺」，有僧人主持祭祀。据现遗碑石所载：明代成化年间，当地拔贡赵清，兴动十方信士耆老，募化布施银两，报朝廷敕准，进行修葺。清代至民国十五年曾两次重建圣殿，为柳毅塑像，平时常住7-8名僧道奉祭。每年农历元月十六日举办庆圣庙会，成为传统习俗。建国初，寺庙拆毁，僧道离去。1992年，当地群众在柏树山重修「柳公祠」，塑像奉祭。据县志记载，清代道光丁酉科举人陈五典(1850年进士，今芋元乡消水村人)，曾出任靳县知县，沔阳知州等官，写诗赞日：「原首遥望兴隆山，龙泉长咀探泾水；拔地三环尺无天，古松挺秀绿千般。气象玄妙龙泉寺，神人共话柳毅泉」。旧有「柳枝摇曳，泉绕龙山，洞庭声灵，龙山保障」之联，描绘出「柳毅传书」传说源远流长的历史深根。无论〈柳毅传〉故事出于哪个原形，唯一肯定的是〈柳毅传〉反映出当时唐代的宗教兴盛，唐朝历代皇帝皆尊崇道教。这使得道观遍布全国，研读「老子」、「庄子」的风气大开。另一方面，唐朝皇室则对佛教保持宽容的态度。玄奘到天竺取经并翻译经典，使佛教更为普及。佛教和道教的宗教思想让唐代人的想象力更为丰富，文中对于龙宫、仙山的描述非常梦幻、细腻，富有浓厚的宗教气息。除此之外，文中出现的龙王、雨工也充满了神话色彩，作者更在当时人们所信仰的龙王身上加入了人性。〈柳毅传〉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学、历史学存有一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