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诗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唐后乐府”。“唐后乐府”的“唐后”，所指为宋、辽、金、元、明、清六个朝代，其间凡九五〇年的历史。这一时期的乐府诗，是乐府诗史上一座无与伦比的高峰，其成就既卓，影响亦众，且名篇佳作，应有尽有，而所涉之题材领域，则较“前乐府”与“汉唐乐府”更为宽广与丰富。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的乐府诗数量，为前两个阶段总数的十数倍，仅以竹枝类乐府（含具有竹枝词特点的绝句诗，如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等，具体详下）为例，“前乐府”虽无竹枝词可言，“汉唐乐府”也只有七人整三十首[1]，但清代却有二二〇〇〇首之多[2]，这一实况表明，宋、金、元、明、清之竹枝类乐府，乃是甚为繁荣昌盛的。依此而推之，“唐后乐府”为中国乐府诗史上的一方重镇，则乃不言而喻。而事实也正是如此。以下将“唐后乐府”九五〇年的发展概貌，分为四个时期，略而述论之。

一、宋辽金乐府诗一瞥

公元九六〇年，赵匡胤在今河南开封即帝位，改元建隆，历史上的宋朝（北宋），即因此而始；公元一一二七年，宋室南迁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一五二年后的公元一二七九年，宋末帝赵昺跳海而死，南宋灭亡。辽建国于公元九〇七年，最初国号为契丹，二十二年后改国号为辽（一说为三十二年后），五十四年后复称契丹，八十三年后又仍称为辽，再五十九后的公元一一二五年，为金所灭。在辽建国二〇八年后的天庆五年（一一一五年），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在今黑龙江阿城白城镇建立大金国，并改年号收国，其后迁都燕京（今北京），并再迁都汴京（今河南开封），至金哀宗天兴元年（一二三四），为蒙古所灭。从辽建国的公元九〇七始，至金为蒙古所灭的公元一二三四年止，其间凡三二七年，此即为“唐后乐府”阶段之宋、辽、金时期。

宋、金、元三朝的乐府诗，以两宋为主，金次之，辽则再次之。

宋代的乐府诗，主要由旧题乐府（古乐府）与新题乐府（新乐府）所构成，而新题乐府，又有即事类乐府、歌行类乐府、宫词类乐府、竹枝类乐府等之分。宋代的旧题乐府，与唐代的旧题乐府大体相同，即其皆属模拟汉魏、六朝乐府而为[3]，且介入的诗人数以百计，如梅尧臣、司马光、苏轼、陈与义、文彥博、张方平、张载、周紫芝、戴复古、刘克庄、汪元量等，即皆为当时乐府诗界之闻人。其中，张载（1020—1077）为著名的理学家，却以一组《古乐府》（共八题九首）而闻名当时，而陆游（1125—1210）则以三十四题五十三首之量，成为有宋一代创作旧题乐府最多的一位诗人。陆游的旧题乐府，诚如清人赵翼《瓯北诗话》卷六之所言，“其诗言恢复者，十之五六”[4]。以中国书店版《剑南诗稿》为例 ，其中如《关山月》、《长歌行》、《悲歌行》、《胡无人》、《将进酒》、《行路难》等，即皆与“言恢复”相关，而构成了宋代旧题乐府中的一个闪光亮点。宋代旧题乐府的特点，要而言之，主要表现为：（1）注重时事与今事、新事，而少有涉及“本事”或旧事者，如梅尧臣《猛虎行》、司马光《苦寒行》、刘敞《猛虎行》、周紫芝《公无渡河》、李弥逊《行路难》、陆游《悲歌行》等，即皆属如此。而陆游的五十多首旧题乐府，则又可称之为这方面的一个典范。（2）由于“五代之乱，雅乐废坏”[5]、“乐府音节，自宋已失其传”[6]的原因，导致了宋代旧题乐府均与音乐无涉，即便能为人所传唱者，所配乐也为作者或歌者自制之新乐，或者以它曲而为之，对此，拙著《唐后乐府诗史》第一章第三节已言之甚详，此不具述。（3）讲究形式美。这一特点又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一是句式的齐言，二为对偶句的运用，三即近体与古体兼为。

由于“靖康之变”的历史原因，南渡后的宋室，多次遭受金国与蒙元的侵袭，因之，抗金与抗元，即成为了当时许多诗人关注的大事，所以，这一时期旧题乐府所反映的题材与内容，几乎无不与此关系密切。仍以陆游为例，上举其《关山月》、《长歌行》、《悲歌行》、《胡无人》、《将进酒》等，即皆为其以旧题乐府反映抗金、爱国思想之篇什，其中尤以《悲歌行》之“抗胡”主张最为强烈。而诗歌在南宋就有“诗史”之称的汪元量（1214—1317后），其《水云集》中的《燕歌行》一诗，因从另一角度写出了诗人的悲伤与愤慨，而成为南宋旧题乐府中的一篇佳构。全诗为：

北风刮地愁云彤，草木烂死黄尘蒙。捶鞞伐鼓声冬冬，金鞍铁马摇玲珑。将军浩气吞长虹，幽并健儿胆力雄。车轧轧，驰先冲，甲戈相拨声摩空。雁行兼贯弯角弓，披霜踏雪渡海东。斗血浸野吹腥风，捐躯报国效死忠。鼓衰矢竭谁收功，将军卸甲入九重。锦袍宣赐金团龙，天子赐宴葡萄宫。烹龙炰鸾割驼峰，紫霞潋滟琉璃钟。天彦有喜春融融，乞与窈窕双芙蓉。虎符腰佩官盖穹，归来贺客皆王公。戟门和气春风中，美人左右好花红，朝歌夜舞何时穷。岂知沙场雨湿悲风急，冤魂战鬼成行泣[7]。

此诗最大的特点，主要在于突破了狭隘的民族偏见与地域限制，而将当时北方元军士兵的不幸遭遇进行了如实述写，以表示对其之关怀与同情。当时的情况是：汪元量在南宋亡国之后，因受元人胁迫而随三宫北迁大都，并于北方羁留达十余年之久，这首《燕歌行》即为其羁留大都时的产物。诗的最后两句以“自问”的形式，既表达了作者对元兵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又于蒙元“将军”们的荒淫生活进行了无情批判。全诗对战争的描写，对将士们英勇杀敌的歌颂，以及对环境衬托的艺术处理等，都堪与唐人高适的《燕歌行》媲美。

除了旧题乐府外，宋代的即事类乐府、宫词类乐府等，也颇具成就与特点。“即事类乐府”指的是“即事名篇”之类的新乐府，如王禹偁《畲田词》、苏舜钦《田家词》、梅尧臣《田家语》、范成大《腊月村田乐府》、杨万里《圩丁词》、周紫芝《圩氓叹》、谢翱《废居行》等，这些诗或病时，或伤民，均与唐代“忧黎元”的新乐府精神一脉相承。宋代的宫词类乐府相当繁荣发达，且多为连章体之作，如花蕊夫人、宋白、王珪、张公痒、胡伟、周彦质、王仲修、岳珂等人，就都有整百首的《宫词》传世。而宋徽宗的《宫词三百首》，不仅是宋代宫词数量最多的一组大型连章体，而且也代表着宋代宫词类乐府的最高成就，并给明、清时期的宫词创作以很大影响。

辽、金时期的乐府诗，也是由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所构成，但后者之于前者而言，却简直是无以相比的。据张涤云等《全辽诗话》、陈衍《辽诗纪事》、郭元釪《全金诗》等可知，辽代的旧题乐府，仅有邢具瞻《出塞》一诗，金代则有近三十首左右，如李献甫《长安行》、雷琯《商歌》十首、萧贡《古采莲曲》、王郁《古别离》、元好问《步虚词》三首等。其中，最值一读的是雷琯《商歌》十首。这组旧题乐府以“诗序合一”的形式,将“秦民之东徙者，馀数十万口，携持负载，络绎山谷间，昼餐无糗糒，夕休无室庐，饥羸暴露，滨死无几”的实况，进行了如实反映，颇具“悲不可禁”的感人力量。全诗语言朴实，情调悲婉，作者的爱国之心与忧民之情，即皆从中得以充分体现。

辽、金二代介入新乐府创作的诗人，现可知者，共有三十七人，即辽十二人，诗十二题二十二首；金二十五人，诗一二○首左右，合计一四○余首。辽代的代表诗人为萧观音，诗二题十一首，金代的代表诗人为元好问，诗三十九题五十六首[8]。萧观音生卒年无考，其代表作为《十香词》十首，所写皆为其在宫中的种种不幸遭遇，具有较强的自传体性质。元如问（1190—1257）是金代著名诗人，其五十六首新题乐府，大致可分为三类，即丧乱诗，忧民诗，都城诗，其中前二类为其精华，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性与鲜明的时代特征。丧乱诗的代表作，有《续小娘歌》十首、《西楼曲》、《后芳华怨》、《湘中咏》、《南冠行》等，主要述写战争对家、国的破坏；忧民诗的重点为农村题材，所以称之为“农村乐府”，代表作有《宛丘叹》、《驱猪行》等，是作者在任宛丘县令时的“即事名篇”之产物。此外，金代诗人这迎的《河防行》、《修城行》、《淮安行》、《摧车行》、《败车行》等，也颇具元好问《驱猪行》等之鲜明时代特征的。总体而言，辽、金二代的新题乐府，以即事类乐府、歌行类乐府为其重点，其数量虽然远不及宋代的同类之作，但在成就与特点方面，却一点也不逊色。

二、蒙元之新变古乐府

蒙元一代的乐府诗，主要是由旧题乐府、新题乐府、“新变古乐府”三者所构成，且后者的诗人之多，数量之众，成就之卓，影响之大，乃远非前二者可比。这一实况的存在，是元代乐府诗迥异于“前乐府”、“汉唐乐府”与宋代乐府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元代乐府诗的这种“迥异”特点，对于明、清两朝的乐府诗而言，也是颇具影响的，而明代的乐府诗，则又尤为明显。

在上述三类乐府诗中，旧题乐府是元代诗人介入最少的一类，且其旧题还包含着唐人的自创新题，如《桃源行》（王维）、《丽人行》（杜甫）、《征妇怨》（张籍），以及宫词与竹枝词等，因此，真正的汉魏乐府旧题在元诗中是并不多见的。元代的旧题乐府虽然数量不多，但其却与金、宋二代的旧题乐府一样，都具有以旧题写时事、今事、新事的特点，如袁桷《行路难》二首、宋无《乌夜啼》、《公无渡河》、《战城南》、刘因《白马篇》、《明妃曲》、刘秉忠《远别离》等[9]，即皆为其例。不独如此，元代的这类乐府诗还根本无“本事”可言。此外，元诗中还有一些“变格”的旧题乐府，如郭昂《白头行》（“正格”为《白头吟》）等。凡此，均是旧题乐府在元代已发生变化的一种具体反映。

新题乐府之于元代，不仅多名篇佳作，而且几乎皆为即事类乐府，此则表明，元代诗人们对于社会现实之种种，乃是相当关注的。据顾嗣立所编《元诗选》初集、二集、三集与癸集可知，元代只要是与乐府诗打过交道的诗人，就都曾创作过数量不等的即事类乐府，这是前此各个时期之乐府诗人所无以相比的。而还值注意的是，元代的许多少数民族诗人，也大都以创作新题乐府为能事，如西域蒙古族诗人马祖常1279—1338）的《缫丝行》、《踏水车行》、《室妇叹》、《息氓传》、《拾麦女歌》等，“本答失蛮氏”诗人萨都刺（约1272—1355）的《鬻女谣》、《征妇怨》、《鼎湖哀》、《江南怨》等，突厥诗人迺贤（1309—1368）的《新堤谣》、《新乡媪》、《枫亭女》等，就都是一些“忧黎元”的优秀之作。这些新题乐府，或对“父老踏车足生茧，日中无饭依车哭”的景况，表示深切的同情与关怀（马祖常《踏水车行》）；或于执政者的骄奢淫逸，予以极无情谴责与鞭挞（萨都刺《鬻女谣》）；或将“蓬头赤脚”的“新乡媪”与“恨身不作三韩女”的“三韩女”进行比较，以突显“新乡媪”生活的水深火热（迺《新乡媪》），等等，皆可与白居易《新乐府》并论。而更有被时人称之为元代《石壕吏》、读之而“使人痛哭流涕”的，如迺贤《枫亭女》即为其例（林唐臣《林登州集》卷九）。凡此，均是诗人们病时伤民思想的最佳体现。

所谓“新变古乐府”，是指元代中、晚期之际以杨维桢（1296—1370）、李孝光（1285—1348）为代表的一批“古乐府”，且以杨维桢的乐府诗集《铁崖古乐府》而得名。杨维桢的《铁崖古乐府》，为其门人吴复所编定，凡十卷，其中的“古乐府”大致可分为两类，即一为乐府旧题，一为乐府新题。旧题又可分为四端：一为“前乐府”题，如《履霜操》、《别鹤操》等；一为汉魏乐府题，如《梁父吟》、《将进酒》等；一为六朝乐府题，如《乌夜啼》、《采菱曲》等，一为唐人诗题，如杜甫《丽人行》、李贺《花游曲》等。新题虽然全为作者所创制，但又有两种类型：一为与汉魏旧题相似的三字题，如《平原君》、《冯家女》、《三青鸟》、《大人词》、《地震谣》等（也有少许二字题或四字题，兹不例举）；一为五字以上的古体诗题，或可称之为杂言题，如《桂水五千里》、《道人一亩宅》、《禽演赠丁道人》、《佛郞国进天马歌》、《奉使歌美答理麻氏也》、《蔡君健五世家庆图诗》等，五字、六字、七字、九字均有。这两类“古乐府”所述写之题材内容，均甚为丰富多彩，如咏史、感时、病民、送别、游览等，乃应有尽有，总之，其所包含者，皆以时事、今事、新事为主，即如咏史一类，也重在鉴今与喻今。如《铁崖逸篇》卷三所收录之《山头鹿》一诗，即为其代表：

山头鹿，距跄跄，目瞠瞠。田租未了压盐租，夫死亭官杓头杖。夫死捉少妻，拷妻折髁不能啼。妻投河，作河妇，狱丁捉白头母[10]。

全诗所述写者为：丈夫因不堪田租与盐租的重负，而死于“亭官杓头杖”，其妻则又因不堪拷逼而投河自尽，于是，狱丁即将其白头老母逮捕入狱，就这样，相依为命的一家三口，均成为了元代租赋的牺牲品。此诗虽然篇幅短小，但却字字泪，句句血，确可与“开元杜家史”中的“三吏”、“三别”等作并读。

而李孝光《五峰集》卷三中的一卷“古乐府骚”（含补遗共五十三首），在制题方面则较杨维桢“古乐府”更为特殊，也即其“杂言”的成份更重。李孝光之所以称这一卷乐府诗为“古乐府骚”者，主要是指这卷“古乐府”皆以“楚辞体”之表现方法以为，也即于句中多用“兮”字等虚词，如“神哗哗兮来下”（《书<窈窕图>后》）、“君乘马兮”（《重见所思》）等。为便于认识，兹全文抄录《题睃上人所藏<兰惠图>》一诗如次：

嗟荪之生兮，亦在中林。窃独不顾兮，恶木之阴。夫霜露之慅慅兮，而予愔愔。昔逢君之不见察兮，恐孺子之不任。苟返予于中路兮，尚当君之心。▇有瑳其佩兮，又何远于子之襟[11]。

这是一首典型的“楚辞体”之作，若非出自《五峰集》中之《古乐府骚》，后人是很难将其待之以“古乐府”的。而其《题睃上人所藏<兰惠图>》这一诗题，则又较杨维桢的“铁崖古乐府”为甚。《五峰集》中的“古乐府”诗题，不仅如杨维桢《铁崖古乐府》一样，二字、三字、四字、五字、六字、七字题均有（《桐江》、《江桥树》、《福源精舍》、《再赋怡云诗》、《书<窈窕图>后》、《择木为娄所性作》），而且还多有八字及以上之题，如《有车送朝从事行县》（八字题）、《云之阳送人之兄代之》（九字题）、《黄民尚所藏王若水<陶令归去图>》（十三字题）、《行则有车送李德章侍尊父入京师》（十四字题）等。仅就这些诗题言，可知《五峰集》中的“古乐府”，是皆不曾为前人所创作过的。对于杨维桢与李孝光各自集中的这种“古乐府”，拙著《唐后乐府诗史》将其称之为“杨维桢式”的古乐府，而实际上，这是一种因变革而成的“新古乐府”[12]。

盛行于元代中、晚期的这种毫无制题规律可寻的“新古乐府”，自杨维桢与李孝光率先而为后，即因了二人的影响所致，而在当时形成了一股具有全国性特点的创作高潮，以至于成为了元代文学史上的一场“古乐府运动”。而且，其规模之大，参与的诗人之多，持续的时间之长，均超过了唐代的“新乐府运动”[13]。虽然如此，但其一为“新乐府运动”，一为“古乐府运动”，二者的这一“新”一“旧”，对于推动乐府诗在中唐与元末的繁荣和发展，显然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的。

三、明乐府的创作实况

有明一代三百年的乐府诗创作，大致可分为初、中、晚三个时期，且各具成就与特点。

明代初期的乐府诗创作，要而言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具体为：

其一是“古乐府”。由于受以杨维桢、李孝光为代表的“古乐府运动”的影响，明初的“古乐府”创作，几乎与元末无异，所以，盛行于当时的主要为“杨维桢式”的“新古乐府”。而其作者，则又几乎全为杨维桢“铁崖门派”的弟子或再传弟子，以及与杨维桢关系密切的一批诗人，如钱唯善、刘基、胡奎、倪瓒、陈基、张简、张宪、顾德辉、胡翰等，即皆为创作这种“新古乐府”的代表诗人。但这些诗人的“新古乐府”与杨维桢、李孝光的同类之作相比，则又具有一定的区别，其中最大的不同点，是诗题多以汉魏乐府之“三字题”为主，如刘基《古镜词》、《起夜来》、《隔谷歌》，陈基《鸿雁篇》、《鸡凫行》、《新城行》、《刈草行》、《裁衣曲》、《边城曲》、《织锦篇》、《龙桥妇》，张宪《发白马》、《哀亡国》、《卖卜翁》、《匡复府》、《厓山行》、《烛龙行》等。这些“新古乐府”诗题，或咏史，或伤今，或斥吏，或悯农，大都以关注民生疾苦为主，因而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性与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其二为旧题乐府。明初的另一部分诗人，虽然也以创作“古乐府”为主，但其却大都为旧题乐府，也即拟乐府旧题而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诗人是英年早逝的高启。高启（1336—1374）为今江苏苏州人，“吴中四杰”之一（另“三杰”为杨基、张羽、徐贲），有《高青丘集》行世，其中卷一、卷二共收乐府诗一六六题一八三首。在这一八三首乐府诗中，袭用乐府旧题者凡九十四题一一三首，并以汉魏乐府为主，如《上之回》、《古别离》、《燕歌行》、《短歌行》、《长门怨》、《关山月》、《班婕妤》、《空侯引》、《巫山高》、《董逃行》、《将进酒》、《罗敷行》、《乌夜啼》、《陇头水》、《相逢行》、《妾薄命》、《君马黄》、《猛虎行》等。高启的这些旧题乐府，几乎全属“古题新意”，且大都具有很强的即时性，因之，也可称之为拟旧题而为的即事类乐府。仅就这一特点言，高启的旧题乐府与陈基等人的“古乐府”是甚为一致的，即其都是一些关注社会现实、反映民生疾苦的优秀篇什。

其三即宫词类乐府。在“古乐府”与旧题乐府兴旺发达之时，部分诗人所创作之宫词类乐府，也甚为引人引目，如宋王朱权《宫词一百七首》、周定王朱橚《元宫词一百首》等。但相比于宋代的宫词类乐府，明初的这类乐府则存在着三方面的不同：一是作者全为“皇族派”成员，二是艺术性较宋宫词逊色许多；三是明初宫词如朱橚《元宫词》一〇〇首等，具有“史”的价值，可补正史之阙[14]。

明代中期与晚期的乐府诗创作，重点是拟乐府，且形成了一种创作高潮。所谓“拟乐府”，又称“拟古乐府”与“古乐府”，指的是模拟先唐时期的乐府旧题而为，就其类型而言，主要可分为两种情况，一为旧题，一为新题。以旧题相拟者，即旧题乐府，也就是唐人所说的“古乐府”，但所拟题又有三种类型，一种如上举高启《燕歌行》、《短歌行》汉魏古题等；一种为以“拟”而为，如袁宏道《拟古乐府》十首等（后者为组诗，凡整十首）等；一种则为新题，如李东阳《申生怨》、《避火行》等。全属新题的乐府诗，称之为“古乐府”或“拟古乐府”者，主要是受杨维桢“铁崖古乐府”的影响所致，这类新题“古乐府”，明代也有与之相异的，如诗题一般为汉乐府式的“三字题”，而少有李孝光《古乐府骚》那样的“杂言题”者，即为其例。但无论是旧题抑或新题，都以写时事、今事、新事为主，写旧事者则次之。

明代拟乐府的代表人物为“二李一金”，即李东阳、李攀龙、金圣叹。李东阳（1447—1516）号西涯，茶陵诗派的领袖人物，“拟古乐府”的中坚，有《拟古乐府》一○一首（亦有作整一○○首的，即诗末无《花将军歌》一首）行世。李东阳的《拟古乐府》又别称为《古乐府》，前有《拟古乐府引》一文（亦有作“并序”的），为李东阳创作这组大型“古乐府”的理论依据。其中有云：

元杨廉夫力去陈俗而纵其辩博。……间取史册所载忠臣义士、幽人贞妇奇纵异事，触之目而感之乎心，喜愕忧惧愤懑无聊不平之气，或因人命题，或缘事立义，托诸韵语，各为篇什，长短丰约，惟其所止，徐疾高下，随所会而为之。内取达意，外求合律，虽不敢希古作者，庶几得十一于千百讴吟讽诵之际，亦将以自考焉[15]。

既交待了材料来源（“间取史册所载忠臣义士、幽人贞妇奇纵异事”），又表明了其用意之所在（“或因人命题，或缘事立义”），可见《拟古乐府》的创作动机，主要在于以古喻今、鉴今。而其实，这一组《拟古乐府》虽名为“拟古”，但诗题却全为新题，如《申生怨》、《绵山怨》、《屠兵来》、《筑城怨》、《避火行》、《挂剑曲》、《渐台水》、《卜相篇》、《国士行》、《昌国行》、《树中饿》、《邯郸贾》、《易水行》、《鸿门高》、《新丰行》、《淮阴叹》、《臣不如》、《殿上戏》、《宜阳引》等。这些诗题，或以历史人物命名，或历史事件命名，实则受杨维桢之咏史乐府所致。杨维桢现所存见的咏史乐府，除了《铁崖古乐府》中的一些与历史人物相关的篇什外，另有《铁崖咏史》（皆所谓“古乐府”）八卷，以及《铁崖逸编》八卷之部分，共计约四○○首左右[16]。李东阳的《拟古乐府》，在数量上虽不及杨维桢咏史乐府，但却较其更具有历史的系统性，因为其所咏写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由先秦而明初，几乎成为了当时的一部“中国简史”。而且，其“因人命题”与“缘事立义”的创作主旨，也较杨维桢咏史乐府更接近唐代“忧黎元”、“补时政”的新乐府精神。

李攀龙（1514—1570），“后七子”的领袖人物，其《沧溟集》收古乐府两卷，共一○九题一七九首诗（卷一为五十一题六十八首，卷二为五十八题一一一首）。这两卷古乐府与李东阳《拟古乐府》相比，则大有区别，其不同主要在于：（1）《沧溟集》所拟乐府题，如《翁离》、《东门行》、《陌上桑》、《战城南》、《饮马长城窟行》、《上留田行》、《燕歌行》、《艳歌行》等，乃全为汉魏六朝乐府古题（只有《塞上曲》一首为唐人新乐府题）；（2）所写几乎全为旧事，而与时事、今事、新事不相干，其中虽有与古题“本事”无涉者，如《董逃行》之写嫦娥、《秋胡行》之写“仕路难”等，但类此者极少。（3）整句袭用汉魏乐府者较多。金圣叹（1608—1661）的拟乐府，主要收录于其《沉吟楼诗选》卷一，凡二十题三十五首，其题依次为：《望城行》、《前有一樽酒行》、《天行篇》、《招商歌》、《秋兰篇》、《飞尘篇》、《车遥遥》、《杂歌》、《日升歌》、《三光篇》、《夜坐吟》、《秋思引》、《悲落叶》、《杨花曲》、《升平歌》、《永明乐》、《日出东南隅》、《惊雷歌》、《云歌》、《古歌铜雀辞》。所拟诗题，与李攀龙一样，即皆以唐前之古题而为，但喻今者较强，这是与李攀龙两卷古乐府的不同之处。此外，明代参与拟古乐府之创作者，还有顾璘、杨慎、姚咨、皇甫汸、李同芳等大批诗人，其所拟之题，或新题，或旧题，基本上不超出李东阳、李攀龙、金圣叹之拟题范围[17]。

明代中、晚期乐府诗创作的另一高潮，是风行大江南北的竹枝类乐府（含柳枝词、杨柳枝等）。与拟古乐府一样，明代的竹枝类乐府创作，也是受元代的影响所致。据拙著《唐后乐府诗史》的统计，元代共有一五二人参与过竹枝词创作，竹枝词总数则为四八三首，其中，以杨维桢为代表的“西湖竹枝词酬唱”，影响巨大，而明代的竹枝词创作，则正是承续于“西湖竹枝词”（共有一二○人创作了三五八首竹枝词）。明代创作过竹枝类乐府的诗人，共有三○七人，竹枝词总数则为一八五八首，并出现了徐芝瑞《西湖竹枝词百首》这样的大型组诗，凡此，皆为乐府诗史上之前所未有。由“西湖竹枝词”而发展为当时全国各地的“地方竹枝词”，是明代竹枝类乐府所表现出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些“地方竹枝词”主要有：《镜湖竹枝词》（宋濂）、《太湖竹枝歌》（沈周）、《湘江竹枝词》（本武孟）、《婺州竹枝词》（黄枢）、《扬州竹枝词》（唐之淳）、《西蜀竹枝词》（林志）、《滇池竹枝词》（沐璘）、《长沙竹枝歌》（李东阳）、《茶陵竹枝歌》（李东阳）、《滇海竹枝词》（杨慎）、《滇南竹枝词》（吕及园）、《广州竹枝词》（田汝成）、《姑苏竹枝词》（陈尧）、《两山竹枝词》（王世贞）、《明洲竹枝词》（沈明臣）、《兰江竹枝词》（胡应麟）、《夔府竹枝词》（曹学佺）、《秦淮竹枝词》（钟惺）、《金陵竹枝词》（柳应芳）、《南海竹枝词》（钱秉镫）、《邯郸竹枝词》（吴绡）、《昆明竹枝词》（何蔚文）、《京师竹枝词》（段昕）、《燕都竹枝词》（沙张白）、《上海竹枝词》（顾或）等，仅就诗题中的地名言，这些竹枝词已涉及到今浙江、江苏、江西、云南、湖南、重庆、广东、北京、河北、上海等省市。竹枝词最大的特点，是以描写山川风物、地方风土人情为主，而这些地方竹枝词的问世，无疑是对当地风俗民情的一种最好宣传。

四、清乐府的三大高标

由明而清，乐府诗的发展,表现出了三个极为明显的倾向，其虽然皆与明代乐府诗相关，但成就却均在明代乐府诗之上，而成为“唐后乐府”期间的三座高标。其实，这三座高标，也是中国乐府诗史上的三座高标，其所指依序为咏史乐府、竹枝类乐府、宫词类乐府。清代的这三类乐府诗，参与创作的诗人与作品数量既多，其成就、规模、声势亦前所未有，因而在当时的影响之大，也就自不待言。

（一）咏史乐府。清代的咏史乐府，虽然受杨维桢“铁崖咏史”的影响较大，但关系更为直接、明显的，则为李东阳《拟古乐府》。这是因为，李东阳《拟古乐府》在咏史方面，更具有系统性（由先秦而明初），更能反映出历史变迁的本来面目，因而喻今与鉴今的特点也更为明显。所以，咏史乐府的创作之于有清一代，不仅蔚然成风，而且多为大型连章体之作，如吴炎《今乐府》一〇○首、潘柽辛《今乐府》一〇○首、陈梓《今乐府》八十一首、郑世元《今乐府》八十一首、万斯同《明史乐府》六十八首、胡介祉《咏史新乐府》六十首、尤侗《明史乐府》一〇○首，以及熊金泰《三国志小乐府》一卷、洪亮吉《晋南北朝史乐府》二卷、《唐宋小乐府》一卷、张晋《续尤西堂明史乐府》一卷、舒位《春秋咏史乐府》一卷、邹均《读史乐府》一卷、袁学澜《春秋乐府》一卷等。而待至清代中、晚期之际，宋泽元则将杨维桢、李东阳、尤侗、洪亮吉四人的咏史乐府编为一集，取名为《四家咏史乐府》，并以多篇“并序”或“小序”的形式，对四人咏史乐府的成就与特点等，均进行了理性之总结与观照，这对助推当时咏史乐府的发展与繁荣，显然是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的。

（二）宫词类乐府。与明代的宫词类乐府相比，清代宫词类乐府的作者，几乎全为宫外诗人，即其大都与皇族毫无关系，因之，其所述写的宫中之人之事，与咏史类乐府一样，即皆属据史册之记载或坊间传说而为。这是宫词类乐府在清代走向社会的一种具体反映。据不完全统计，清代的宫词类乐府约有八千首左右，其中具有代表性者为：吴养原《东周宫词》三〇〇首、杨鼎昌《汉魏宫词》五〇〇余首、刘芑川《开天宫词》一〇〇首、吴省兰《五代宫词》一〇〇首、孟彬《十国宫词》一〇〇首、颜缉祜《汴京宫词》一〇〇首、李调元《南宋宫词》一〇〇首、赵士哲《辽宫词》一〇〇首、陆长春《辽金元宫词》一八○首、沈钦韩《金元宫词》二〇〇首、程嗣章《明宫词》一〇〇首、王誉昌《崇祯宫词》一八六首、高兆《启桢宫词》一〇〇首、佚名氏《前清宫词》一〇〇首、史梦兰《全史宫词》二〇〇〇首等。这些宫词类乐府，不仅皆为大型连章体组诗，并且历代宫词，应有尽有，而史梦兰的《全史宫词》二〇〇〇首，则俨然为一部“上自轩辕，下至胜国”（孙樗《余墨偶谈》）的诗体通史演义。清代诗人们之所以乐于创作这些大型的连章体宫词，且历代之“宫事”皆有者，关键就在于可“补正史之长”（李调元《南宋宫词并序》），也即除文学的审美价值外，还具有“史”的文献价值。

（三）竹枝类乐府。清代的竹枝类乐府，如上所言，计约二二〇〇〇首，其数量之多，参与创作的诗人之众，均为乐府诗史之绝无仅有。清代的竹枝类乐府，较之明代以论，涉及的地域更广阔，内容也更丰富，因而其成就与特点也甚为明显。具体言之，则为：（1）问世了大量的海外竹枝词。这是一种全新题材的竹枝词，如单道厘《日本竹枝词》、徐振《朝鲜竹枝词》、王芝《缅甸竹枝词》、丏香《越南竹枝词》、潘飞声《柏林竹枝词》、局中门外汉《伦敦竹枝词》，以及潘乃光《海外竹枝词》中之《苏尼士河》、《马赛》、《巴黎》、《柏林》、《俄都比得堡》、《英都伦敦》等。这些竹枝词除了述写各国的民俗风情外，重要的是对其文化、建筑、教育、工业革命所产生的变化等，均进行了较具体之介绍，这对于当时的中外文化交流，显然是起到了相当的作用的。（2）描写汉民族的竹枝词与描写少数民族的竹枝词交相辉映。描写汉民族的竹枝词自不必说，描写少数民族竹枝词的代表作，则有齐周华《苗疆竹枝词》、毕沅《红苗竹枝词》、舒位《黔苗竹枝词》、黄炳坤《南蛮竹枝词》、郑虎文《土家竹枝词》、陈克绳《西藏竹枝词》、郁永河《土番竹枝词》、李我《鄂伦春竹枝词》等。这类竹枝词，也是乐府诗史上之前所未有者。（3）注释较竹枝词所述写之内容更为丰富，这在海外竹枝词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即为这方面的代表作。这是一组由上、下卷组成共二〇一首的大型海外竹枝词，全诗对日本的起源、历代的典章制度、文化建设、风俗风情、以及与中国历朝之关系等，均进行了详细具体之注释，从而使得注释文字乃数十倍于诗的文字。除海外竹枝词外，少数民族竹枝词也多有注释者，其文字量也是数十倍或十数倍于诗的文字。这些注释文字与竹枝词文字并行的竹枝类乐府，不仅较好地解决了读者有关历史、文化方面的障碍，而且为也起到了很好的导读作用，一鸟二石，堪值称道。

清代的这三类乐府诗，虽然皆属于新题乐府的范畴，且其成就与特点均甚为明显，但其却绝少病时、伤民之作，即如咏史乐府，也只是能“补正史之长”，度其原因，应与盛行于当时的各种文字狱不无关系，然其已超出了本章本节之范围，兹罢论。

注释：

[1]“汉唐乐府”中的竹枝词，仅唐代乐府中有七人三十首，具体参见拙著《唐后乐府诗史》第六章第三节，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300页。

[2]关于清代的竹枝词及其数量，具体参见拙著《唐后乐府诗史》第七章第二节，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331页。以下所言各朝及各种各类乐府诗的具体数量，所据者皆为此书，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另注，特此说明。

[3]在宋人的旧题乐府中，还有一部分以唐人诗题为“旧题”者，如《征妇怨》、《楚宫行》等，具体参见拙著《唐后乐府诗史》第二章第二节，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81页。

[4]赵翼《瓯北诗话》卷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91页。

[5]脱脱等《宋史》卷一二一《乐志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948页。

[6]钱良择《顾瑶光虎丘竹枝词序》，转引自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历代竹枝词》，第907页。

[7]汪元量《燕歌行》，胡才甫《汪元量集校注》卷三，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

[8]关于辽、金二代的新乐府诗人数量与作品数量，具体参见拙著《唐后乐府诗史》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136—168页。

[9]在元代诗人中，最擅长于创作旧题乐府的诗人为刘因，关于刘因的旧题乐府，具体参见拙著《唐后乐府诗史》第四章第三节，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199—219页。

[10]杨维桢《山头鹿》，《杨维桢诗集·铁崖逸编》卷三，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93页。

[11]李孝光《题睃上人所藏<兰惠图>》，《李孝光集校注》卷三，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页。

[12]具体参见拙著《唐后乐府诗史》第五章第二节，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236—251页。

[13]具体参见拙著《唐后乐府诗史》第五章第一节，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220—235页。

[14]关于明初宫词类乐府的创作及其特点，具体参见拙著《唐后乐府诗史》第六章第一节，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269—282页。

[15]钱谦益《列朝诗集》丙集第一，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700—2701页。

[16]关于杨维桢的咏史乐府及其数量，具体参见拙著《唐后乐府诗史》第七章第一节，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313—330页。

[17]明代的拟乐府，如李东阳《拟古乐府》、李攀龙《古乐府》，曾一度遭受到时人与后人的批评，此不赘述，可具体参见拙著《唐后乐府诗史》第六章第二节，第283—298页，《中国乐府诗批评史》第八章节第一节，第331—344页，前者由黄山书社2010年出版，后者由武汉大学2017年出版。

（本文原载《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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