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阿富汗局势引起国际广泛关注，作为我国的邻国，阿富汗战乱不断，人民流离失所，国家前途未卜，让我们再一次认识到，我们不是生活在和平时代，我们只是生活在了和平国家。

事实上，我国也具有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帝国列强也虎视眈眈，在上个世纪刚建国的时候，国际形势也不容乐观，但我们依然奋发图强，一路走来保持了国内的和平，震慑了帝国列强的狼子野心。这一切都归功于建国初我国那一批隐姓埋名奉献一生的核科学家，使我国具有核武器，具有克制核武器的核武器，因而强敌也不敢轻举妄动。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那批核科学家的代表人物两弹元勋邓稼先拼搏奉献的一生，以及我国早期核武器发展历程。

学习强识，报效祖国

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降生于安徽省怀宁县白麟坂镇。邓氏家族在这古镇上，是智慧和财富的象征。邓稼先的祖父于民国元年曾任安徽省教育司长，父亲邓以蛰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教授，邓以蛰给儿子取名稼先时说：“稼先这个名字内蕴很深，预示着我们的儿子植根于中华大地，并且秀实于中华大地，成为造福民众的沧海之一栗。”邓稼先后来大半个世纪的足迹证明，他没有辜负父辈的心愿。

1925年，邓以蛰将妻子儿女接到北京定居，当时，邓稼先刚满8个月。1929年，5岁的邓稼先便背起书包走进北京市武定侯小学。邓以蛰不仅要邓稼先熟读中国的四书五经，同时也推介他阅读许多外国名著，良好的生活环境对邓稼先日后的成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外，邓稼先自幼便跟父亲学英语，八九岁时便可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所以，步入崇德中学之后，他的英语成绩在班里是出类拔萃的。使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哲学家的爱子，在数学课，物理课方面，成绩也相当优异，因为他对理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酷爱数学。在读书之余。他常和一些进步同学聚会，阅读进步书籍，谈论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思想渐渐成熟起来。

1937年，七七事变的枪声，激怒了少年邓稼先，他的心头燃起了复仇的烈火。那时，日本宪兵队规定：凡是中国老百姓从日本哨兵前走过，都必须向“皇军”行鞠躬礼。血气方刚的邓稼先怒火填膺。，他每天上下学，宁肯绕路走，也不在日本强盗面前弯腰。1940年，邓稼先的学校被迫组织学生参加了日伪当局强迫市民和学生为“庆祝皇军胜利”举行的游行和庆祝会。散会时，早已忍耐不住的邓稼先将手中的纸旗子扯得粉碎，并狠狠地说：“这简直是奇耻大辱”。这一举止被日伪安插在学生中的狗腿子发现后告发到学校校长那里，凑巧校长是邓以蛰的朋友，将这事暂时搪塞下来，最后和邓以蛰商量认为，藏在北平不是长久之计，还是想办法赶快让邓稼先远离北平吧。

邓以蛰提议，让已读完大学的长女邓仲先带着弟弟邓稼先到大后方昆明去。那里有南迁的北大，清华等大学和许多老朋友，这样既不耽误读书，也比较安全。1940年初春，姐弟俩从天津港乘货轮出发，第一站到达上海，在父亲的老朋友胡适家暂住20多天，才买到去香港的船票，经香港绕道越南海防，再乘车到云南昆明，然后一路坐马车于1940年初夏时节到达西南联大。1941年初，邓稼先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西南联大虽然校舍简陋，但是这里聚集了许多著名教授，教学质量非常之高，特别是物理系，其中有参加测试普朗克常数的叶企孙，有为证实康普顿效应作出贡献的吴有训，有证实正电子存在的赵忠尧，有漩涡力学权威周培源等。

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邓稼先学习非常用功，此外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民族命运是邓稼先热情开朗性格的必然延伸。邓稼先得到了进步组织的重视，当时西南联大的“民青”组织负责人杨德新介绍邓稼先加入了“民青”。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取得胜利，邓稼先也在这一年拿到了物理系的毕业文凭。

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1946年初秋时节，刚满22岁的邓稼先被北京大学物理系聘为助教。经历千辛万苦，由祖国的大西南辗转回到了阔别六年之久的北平，回到了他日思夜念的双亲身边。刚满22岁的邓稼先是北京大学最年轻的助教，他风华正茂，精力充沛，他举止大方潇洒，气宇不凡，他讲课风度儒雅，置论透彻，与学生平等相待，和蔼可亲，因此，很快赢得了学生们的好感和尊敬。

然而，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政治黑暗，特务横行，老百姓饥寒交迫。于是，一场“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般发展起来。作为“民青”的骨干，邓稼先勇敢地站在了这场斗争的最前列，他和他的青年朋友们在音乐的掩护下，评论时局，抨击时弊；也在音乐的掩护下，学习马，恩，列，斯的著述，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

邓稼先认识到，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为建设一个政治上独立，经济上繁荣，文明上先进的新中国，必须努力掌握现代化，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他决定留学美国，获得新知识，积蓄力量，建设未来的祖国。1948年秋季，邓稼先进入美国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他选择了核物理专业，以《氘核的光致蜕变》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这样的选择，是有一番他的考虑的。1945年，美国拥有了原子弹，这个国家的首脑洋洋得意地说：“核试验的音响效果，就是我们国家外交政策的语言”。邓稼先就是憋着同这个狂妄大国相抗衡的一口气，选择了核物理，并选择了基本粒子这样的论文题目。

邓稼先的导师是荷兰人德哈尔，曾多年研究核物理，具有指导研究生的丰富经验。邓稼先怀着愉快的心情，晋见他的导师，并用流利的英语与导师对话。当德哈尔对邓稼先进行了一番测试后，当即同意这位才思敏捷的中国学生由本科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这在普度大学尚属首例。邓稼先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惊人的勤奋，只用了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便取得了令导师德哈尔惊喜的成果，提前完成了博士论文，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时间是1950年8月20日，这一年，他刚满26岁。这期间，德哈尔教授怀着欣喜的心情告诉邓稼先，准备带他去英国，站在核物理发展前沿阵地，使用世界一流科研设备，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但他婉谢了导师的好意。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他想得最多的是尽快回到祖国，将自己的科学知识，投入到新中国的科学事业中去。

回到新中国，走向秘密世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周年庆典前夕，邓稼先回到了北京。26岁的邓稼先，被国家安排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与著名科学家钱三强，彭桓武，王淦昌一起筹备，创建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邓稼先在彭桓武教授的领导下，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担任副研究员。

中国刚刚诞生不久，核物理在我国科研领域还是一片空白。彭桓武教授带领邓稼先等一伙青年人，在这片空白地上辛勤地耕耘。他们的起步虽然是艰辛的，但却是极为有意义的。人们充满了信心和进取精神，因而，在不长的时间里，便取得了丰厚的科研成果。邓稼先分别与于敏、何祚庥、徐建明等人合作，于1951年至1958年期间，在《物理学报》上，相继发表了《关于氢二核之光蜕变》、《β中微子角关联、β-γ角关联和β能谱因子》、《辐射损失对加速器中自由振动的影响》、《轻原子核的变形》等论文。这些科研成果，当年在我国核物理事业中具有开拓性质，从而填补了我国核物理研究的空白。

1958年春天，核武器工业部部长宋任穷找到副部长钱三强说道：“发展核武器，现在关键是缺乏物理研究人才。我把你请来，是请你推介人才，把这些人才集中在一起，先攻下原子弹。”在钱三强开出的第一批名单中，将邓稼先列入了“首发”阵容。当时邓稼先接到的任务是向苏联来华的专家学习，看懂即将从苏联运来的那颗教学模型弹，还有从莫斯科莫斯科运来的一车皮资料，由邓稼先带人去翻译。邓稼先带着核武器研究院的年轻同仁在北京市北郊学习着，奋斗着，但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了，那颗原子弹教学模型，那一车皮俄文资料，还有那些苏联专家们，却迟迟不见踪影。

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决定不继续派专家来华，并狂妄地说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1959年6月，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悲愤的年月，为了记取这个历史教训，为了激励我们发奋图强，我国将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定为“59.6”。

1960年7月18日，李富春副总理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苏联撤走援华专家后的中国元至但科研现状。毛主席听后很冷静地说道：“要下决心拿下这个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这个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帐是很难还清的。”

1960年7月28日，核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再一次把邓稼先邀到他的办公室，开门见山地说到：“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要由你领导的那个理论研究室来承担。”制造原子弹的这张图纸要怎么拿出来呢？这时邓稼先面对的是一片荒原。但是他必须带领年轻人向着这片荒原挺进。邓稼先感到了责任巨大，也感到了未来路程的艰难。邓稼先既要攻关，搞运算，又要扫盲，培育原子新人，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然而，正是在这种紧张而忙碌的生活中，他与学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感情和特殊的关系。

1963年的初春季节，北国大地依然冰封雪盖。冷试验的指挥部就设在白雪皑皑的长城脚下的一个山洞之中。何谓冷试验？顾名思义，冷是相对热而言。冷试验，即热核爆以外的试验。人们都知道，点燃鞭炮需要的是明火，引爆一枚炸弹需要雷管，倘若没有明火与雷管，就无法使鞭炮和炸弹炸响。那么点燃一枚原子弹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足够数量的中子。倘若没有足够数量的中子，即使造出原子弹来，也只能是个哑巴。中子则来源于常规炸药的引爆。

他们选定的这个冷试验场，是长城脚下的一座峡谷。进入峡谷，只见重重叠叠的山峦，松柏葱郁，春花竞秀，景色幽美。传说，这里曾经是抵御外寇入侵的古战场，如今，却成为了抵御新外寇的试验场。人类尽管早已远离洞穴，那是因为有了人类的文明；但是，今天他们为了人类新的文明，却又回到了洞穴。邓稼先想到，人类与洞穴是有缘分的。你看，人的生命就是孕育在母体的洞穴里，现在，他在燕山的洞穴里孕育着一颗“镇国之宝”。邓稼先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冒着刺鼻的火药气味，在山洞里操作。他们非常清楚，拌药桶里冒出的粉尘和蒸气，伤肝害脾。但是，邓稼先总是亲临现场，检查质量。实际上，在山洞里研制点火源，没有什么绝对安全的地方。他们就像居里夫妇研究镭元素那样，时时都处在危险之中。当年，我们的国家没有足够的经费去为他们购置必要的防毒面具。但是，他们毫无怨言，没有一个人退却……

应该说，原子弹的原理对邓稼先来说，毫无神秘可言。然而原子弹的全部构造，实现裂变的具体装置，对邓稼先来说，却是一个秘密的黑暗王国。当美国核物理学家执行“曼哈顿”计划时，洛斯阿拉莫斯核试验场的核专家爱德华·泰勒对原子弹的基本结构曾做过明确阐述“：两个半球相靠近，相接触，当质量达到临界点时，就会产生链式反应引起爆炸。”但是，这个临界点的细节和数据却是核国家的最高机密。

邓稼先知道在这条探秘之路上，到目前为止人类付出的许多生命的代价，而他却沉着冷静，义无反顾地为祖国为人民迈出了求索的脚步。邓稼先和他所领导的那个群体，是一个具有大无畏精神的科技群体，是一个忘我的英雄群体。邓稼先就是这个群体的带头人。聂荣臻元帅和张爱萍将军到这个山洞来看望他们。聂帅感动地说：“一个民族要有一股民气，一个国家要有一股志气。我在这里看到了这股民气，也看到了这股志气。”

这一天，实施具体轰爆试验的邓稼先，亲自指挥着一位工程师把电缆焊头接好。由于心情紧张，工程师的手直打哆嗦。这时，天气很坏，刺骨的山风怒吼着向洞口扑来。邓稼先解开自己军大衣的纽扣，两手撑开两扇衣襟，为操作的工程师挡风，也为他壮胆。接头焊好之后，接下来便是插雷管，这又是一个危险性极大的操作。邓稼先依然站在那里，为具体操作的同志挡风、壮胆。有关测试的仪表一个一个接好了。在尖锐的警报声中，人们撤离现场。“起爆！”随着邓稼先发出的指令，一声轰鸣在长城脚下的山洞中震响。这是一次非常关键的冷试验。它证实，按照他们的理论方案设计的引爆系统，可以产生足够数量的中子。点燃核裂变的大门，就这样被他们艰难地打开了。就在这次冷试验不久，由邓稼先任副院长的九院要远迁到青海湖畔去。这就意味着，邓稼先率领的这支高科技队伍将要西出阳关，向荒凉的大西北挺进了。

走向大漠，揭开中国核试验的序幕

回家探望家人后，从这一天起，邓稼先真的隐没了。妻子不知道他去干什么了，父母不知道他去干什么去了，所有的亲朋好友都不知道他去干什么去了。（在1986年他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个直肠癌晚期的病人，并在几个月后去世。）

岂知，他正在祖国大西北的青海湖畔，在青海草原某地的核武器研究院继续着他的原子弹事业。这里海拔三千二百多米，年平均气温零下四摄氏度，高寒缺氧，自然条件非常恶劣。这里最为奇缺的是水。走上百八十里也难找到一汪水。好不容易弄到一盆水，用处可多呢，先是用来蒸馒头，蒸完馒头大家早晨用来轮流洗脸，晚间用来轮流洗脚，洗完脚再用来和泥盖干打垒。这里的冬季是最难熬的，时间长，风雪多，气温低，在室内工作，还要穿得厚厚的。夜晚，很多年轻人最怕钻那如同冰窖一般冰凉的被窝，早上起床，往往因为夜晚从被窝里冒出来的热气遇冷后变成霜，把头发和被头冻在一起。国家把核武器研究院设在这里，也有它最大的好处，那就是保密。因为，他们几乎与世隔绝了。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搞科研，其困难之大可想而知，压在邓稼先肩头上的担子分量之重，也可想而知。他不仅需要有出色的组织、指挥才能，也需要有高度的凝聚力。把这与世隔绝的冰雪世界，变成一个团结战斗的欢乐窝。

经过不懈的奋斗，他们在青海高原造出了一位名叫贝达·珈玛·阿尔法的美神——原子弹试验模型。此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在西北基地形成了总攻态势。为验证已经完成的理论设计和一系列试验结果，1963年11月20日，在青海高原进行了缩小比例的聚合爆炸试验，使得理论设计和一系列试验结果获得了综合验证。终于，高原在雷鸣般的巨响中震颤了——这威猛的声响，论证了由邓稼先签署的那个原子弹总体计划获得了原理性试验成功，从而，揭开了中国核试验的序幕。

1964年5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青海高原原子城总装成功。两个月后，“原子城”的科研人员陆续向着新疆罗布泊试验场集结。当人类跨进公元1964年秋季，中华大地上一部令世人瞠目的巨幅画卷，将以它独有的方式展示在全世界面前。大漠荒原上拔地而起的铁塔，像古代神话里正义之神的利剑一样，仰首伫立于天地之间。8月30日，试验场区进行综合预演，从原子弹的运输、装配、控制、测试、测量，到侦察、取样、回收、洗消等各个环节，进行全面预演。远在北京的周总理，时时牵挂着这颗“镇国之宝”。周总理几乎天天都要通一次专线电话，他谆谆告诫大家：“工作要扎扎实实，做到一步一个脚印。要通过预演训练人，考验各种准备工作。”

这期间，美国泰罗斯号探测卫星拍摄的照片，忠实地向其主人报告：“中国即将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约翰逊看到这份报告之后，立即拨通了通往克里姆林宫的专线电话。约翰逊政府企图拼凑新月形包围圈，对中国施加压力，将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扼杀在襁褓之中。此时，大批美国军队开到台湾，第七舰队的核潜艇也开到中国大陆的沿海地带。一位美国记者毫不掩饰地宣称：这样做是为了随时能够向共产党中国发射猛烈的核火力。赫鲁晓夫则紧随美国的部署，命令沿中苏、中蒙边界驻扎的百万苏军进入战备状态。苏联的战略火箭总司令部也顿时忙碌起来，各种仪表上红绿黄色灯全天候闪烁着，一个又一个电报下达到西伯利亚原始森林中隐藏着的洲际导弹部队；一连串的电报下达到太平洋水下核导弹潜艇部队……

一颗小小的原子弹引起的世界性的变化，远不止这些。在若干年后的变化，更是当初人们所始料不及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与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北京首都机场紧紧地握手……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与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北京首都机场紧紧地握手……事实再一次雄辩地证明，国际上任何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较量，其实质都是实力的较量。弱国无外交，是然。

自从楼兰国灭亡后，一千六百多年以来，罗布泊从未有过如此热烈的车水马龙。核试验部队和参加核试验的数百名专家和科学技术人员使得这片沉寂的土地沸腾了，这里即将升起一颗小太阳。1964年初秋季节，一顶顶绿色帐篷点缀得已经沉睡千年的罗布泊生机盎然。一批又一批的仪器和仪表以爆心为圆心安装在远近各不相同的距离；一条又一条粗如手臂的电缆将爆心与各个控制站联为一体。张爱萍将军坐镇的指挥所设在孔雀河畔。沿着孔雀河临时搭起了一顶顶帐篷。邓稼先作为核试验委员会的成员虽然宿营孔雀河畔，但他的工作岗位却在距爆心不远的地方。

10月14日，周总理下达了核装置就位的命令。10月14日19时19分，我国第一颗重三吨的原子弹吊升到爆心的铁塔顶端。3000台监测监控仪器与诸多效应物围绕着爆心各就各位。雷达系统对数百平方公里禁区实行了周密严格的空中警戒。兰州军区和新疆军区的空军部队奉命进入了战备状态。1964年10月16日凌晨2时，核试验委员会结束了最后一次“零时”前会议。会上决定，16日上午，由两位工程师登塔完成原子弹引爆装置的最后安装，而后撤出爆心危险区。为使安装工程无后顾之忧，特别指定基地司令员张蕴钰、九院院长李觉、副院长邓稼先等陪同安装人员完成这项工作，并最后撤离爆心危险区。

16日清晨，高擎着原子弹的铁塔周围十多千米范围万籁俱寂。各部队、各参试单位均已撤至安全地带。罗布泊第一次感到了大战前的宁静。吼叫着的朔风呜呜地绕行于飞机、坦克、大炮等效应物阵地。1964年10月16日6时30分，工程师赵维晋携带雷管开始攀登铁塔。他稳健地沿着迂回向上的铁梯登上塔顶，面对这个三吨重的“铁西瓜”，面对手中沉甸甸的雷管，心中难免有些紧张。“不要慌，慢慢来！”塔下传来邓稼先的呼唤声。时针指向了10时，插接雷管的操作结束了。赵维晋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揉揉由于紧张而疲惫的眼睛。赵维晋走下塔梯，和邓稼先紧紧握手。一直守候在一侧的张蕴钰和李觉接过工程师揭下的墙上那张操作规程表，各自签了字。李觉问：“通电了？”赵维晋回答说：“通了。”人们脸上布满少见的严肃。张蕴钰对李觉说：“这张签了字的规程表应存入档案。”说完，他最后扫视了屋内那颗原子弹一眼，拉上门说：“下塔！”于是，他们分头坐进两辆吉普车，连同在塔下站岗的战士们，一块儿撤离爆心。当吉普车开出几百米时，张蕴钰将军又让车停下来，他探出头再次看了看安排在大漠中的那条长街……11时许，撤退得空无一人的大漠长街，显得沉寂空旷。各种仪器待命启动。作为效应物的猪、狗、羊、兔、猴子，全然不知四个小时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正耍闹着咀嚼着食物。试验场区像是一艘静泊港湾的航船，随时准备起锚远航。

1964年10月15日，周总理又度过一个不眠之夜。16日上午，聂荣臻元帅来到周总理办公室，与总理守候在电话机旁，随时与身在罗布泊的张爱萍将军保持着联系。辞别了十几年的战争生活仿佛又回到了眼前，仿佛是守候在西柏坡农舍里的收发报机前，等待着平津战役进展的军情报告。“我是张爱萍，我向你报告，最后的安装工作已经顺利完成。原子弹已经通电。请你指示。”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办公室握着电话听筒，一字一顿地说：“中央批准‘零时’定在今天15时，预祝你们成功！”

这时，时针指向了下午2点50分。离核试验起爆时间只差10分钟。大漠荒原的核试验场。此时的邓稼先走下一辆吉普车。他戴着一副防护眼镜，站在距爆心10千米的指挥部地下室门口，急切地眺望着应该准时出现在西斜的太阳底下的最后一辆军用吉普车的影子。因为那是拆除原子弹最后一级保险的刘工程师乘坐的吉普车。它归来的时间，是经过精细计算的，因此它是个非常重要的信号。整个核试验场的千军万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凝神屏息，等待着那辆吉普车归来。“滴答，滴答……”噢！一个小黑点出现在大漠的地平线上，邓稼先终于看清楚那是一辆卷着黄沙飞驰而来的军用吉普车。邓稼先看了看手表。这时距起爆时间只差30秒钟。他和几位将军一同回到地下室的指挥所，穿过眼花缭乱的仪表群，在指挥席上落座。突然，地下指挥所里的警报器拉响了，尖利的叫声掠过试验场区上空。高音喇叭里传来了倒计时的声音：“10、9、8、7、6、5、4、3、2、1。”“起爆！”

顿时，铁塔顶部被火光笼罩，一颗猩红色的硕大火球冉冉升起，气浪奔涌，变幻翻卷，直冲云天。几秒钟后，茫茫戈壁上空似乎升起了无数颗太阳，千倍于太阳的强光照耀着大漠；接着，突然从地球深处传来一阵闷雷般的巨响，这惊雷滚过了千年大漠荒原，撼动着广袤的寰宇。那燃烧的云团翻腾着、舒卷着、扩散着，构成了一座壮观的山峰……巨大的铁塔倒下了，永久的丰碑耸立起来。作为效应物的坚固建筑着火了，坦克、装甲车、火炮被气浪冲走了，列车被掀翻了、熔化了，大漠的沙石变成了五颜六色的玻璃体。这一切都是在几秒钟之内发生的。这是毁灭，也是新生。这是战争的演示，也是最有音响效应的和平宣言。

邓稼先在返回营地的路上，迎来了院党委书记，他将邓稼先拽上小车，塞给他一张机票，低声告诉他：“你母亲病危。”第二天下午，邓稼先乘坐乌鲁木齐到北京的特种航班飞机，在北京西苑机场降落。邓稼先满怀焦虑地走下舷梯，一眼看到了妻子许鹿希。妻子没有寒暄，立即把他拉上停机坪附近的一部车子。车启动后，他焦急地问道：“妈妈怎么样？”鹿希说“：妈在盼你呢，我们无法向妈妈作解释。你这些年做什么事情，我们谁都不知道，你应该告诉她老人家……”“希希，对不起，这是纪律。”邓稼先不无歉疚地说。小车直接开进医院。母亲再一次从遥远的冥界返回人世，她在苦苦地等待着昼夜思念的稼先儿啊！妈妈的面容是那样清癯、消瘦。她听到了稼先儿的呼唤，吃力地睁开眼睛，嘴角微微颤动了一下，伸出一只手，把稼先的手紧紧抓住，唯恐他再离去。片刻，妈妈把手抽出，哆哆嗦嗦地从枕下摸出了那张套红“号外”，用颤抖的声音问道：“稼儿，能告诉我吗？”稼先跪在病榻下，再一次抱着母亲那双冰凉冰凉的手，哽咽着回答说：“是的，妈妈，我们成功了！”“稼儿，怎么不早对妈妈说？”邓稼先伏在床边痛哭起来。妈妈用手抚摩着稼儿的头，微笑着合上了双眼。她得到了最大的满足，妈妈睡了。此刻，稼先伏在妈妈的床边，竟然呼呼地睡着了。他实在太累了，太疲劳了。然而，妈妈这一睡就再也没有醒来。她永远地安息了。稼先是在睡梦中送走妈妈的。

两弹元勋

当“59·6”的爆炸烟云还在太平洋的高空飘散之际，一场研制氢弹的攻坚战又在中国这块神圣的土地上打响了。这是一项比研制原子弹更为复杂的尖端科技。氢弹绝不是在制造原子弹的基础上再提高一步就可以了。它们的基本原理大相径庭：原子弹是靠原子核一连串的裂变，由此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叫做核裂变；而氢弹则恰恰相反，它是把两个原子核聚合成一个原子核，在聚合的同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叫做核聚变。用一个通俗的比方来说，原子弹是用中子做火柴，去点燃裂变材料，引起爆炸；而氢弹则是用原子弹当火柴，去点燃聚变材料，引起爆炸。对氢弹来说，原子弹只不过是一根火柴。

面对氢弹这个更为神秘难解的方程式，面对这个世界级的难题，邓稼先和他的同事们，没有捷径可走，他们只有迎难而上，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形成强大的攻击力。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到了1965年5月，挫折和困难接踵而来。好不容易计算出来的一个重要数据，经过认真复查，发现与原设想有很大出入。这就意味着，原来构想的方案要推倒重来。接着另一种新模型，经过严格计算，发现它达不到预想的要求，也就是说，这个模型造出来的不是氢弹。两种方案均告失败。

失败的痛苦啮咬着每个人的心。“老邓，是好消息。有门儿了。”科学家于敏似乎有了新的发现。“门儿在哪儿？快说！”“引起核聚变用压缩热核材料的办法，是可行的，因为……”于敏简略地向他叙述了自己的构想，邓稼先边听边点头，说道：“好，是个门儿。请抓紧时间，上机运算。如果能推算出合理的数据就有希望。”说完，他高兴地拍了拍于敏的肩头。1965年8月，上海酷热难当。于敏带领一干人马赶赴上海，直奔坐落在上海市郊区的华东计算机研究所。于敏，的确是个德才兼备的核物理学家。他在年轻人的心目中，是一位良好的导师和带头人，在他的指导下，几个青年学者终于从计算机之中闪现出了一束智慧之光，这束微光终于照亮了通向核聚变的道路……

整个九院和核工厂都紧张地动员起来：理论部将未来氢弹的各个技术参数都一一推算出来，从总体上勾画出了它的结构和性能。根据理论部提供的数据，设计部绘出了一张张氢弹零部件的图纸，送交生产部加工制造。实验部则运用各种手段对氢弹的各个部件进行检验，如达不到要求，则重新修改图纸。目标既定，整个核基地就像一部机器，协调地、高效地运作起来。1966年10月28日，一座几十米高的铁塔在戈壁深处威武地竖起，塔顶上放置着氢弹原理试验的装置。按照邓稼先和于敏设计的理论方案，将在这里进行氢弹原理试验。爆炸成功了！试验部的测试人员全神贯注地进行速报计算。测试的结果清楚地向人们表明：氢弹原理试验达到了预期目的。氢弹原理试验表明：“邓—于理论方案”切实可行，先进简便。

1967年在新疆核试验场区。右一刘柏罗，右二邓稼先，右四郭永怀，右五彭桓武，右六王淦昌

1967年初夏季节，在“超过法国，为国争光”的口号召唤下，摆脱了动乱局面的严重干扰，我国的第一颗氢弹终于在青海湖畔制造出来了。一辆装载着氢弹的神秘专列，足足开了七天七夜，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终于接近了新疆的罗布泊。中央专委经过反复研究，确定6月17日8时为氢弹试验的“零时”。由于飞机第一次投弹出现故障，零时改在8时20分。8时20分10秒，氢弹降落到预定高度，准时起爆了。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成功，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1945年7月至1952年11月）；苏联用了四年（1949年8月至1953年8月）；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1952年10月至1957年5月）；而我们仅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在邓稼先和同事的努力下，1967年，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9年，我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1973年，我国第二次地下核试验成功，此后，我国的核武器小型化试验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

挑战死神

干这一行的人都知道，原子弹、氢弹的装配车间，就像“阎王殿”。车间里虽然有第一流的防护设施，但是，测试放射量的仪表的指针，常常指向尽头。车间里的工人们似乎能听到弥漫在空气中的恐怖的“咝咝”声响。操作人员每一声轻微的呼吸，都牵动着邓稼先的心。然而，由于邓稼先的出现，操作人员那狂跳的心，会得以平静。他是他们的精神支柱，他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工人师傅最可信赖的朋友。

1979年的初夏时节，一次偶然的事故发生了——在罗布泊上空，飞机空投小型氢弹，降落伞没有打开，氢弹从高空直接摔到了地上。“9、8、7、6、5、4、3、2、1……”倒计时的信号数码已经显示到零，但天空没有出现蘑菇云。那个小小的氢弹哪儿去了？出了什么事故？邓稼先的心揪在了一起。指挥部立即派出一百多名防化兵到事故现场去寻找。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防化兵在氢弹着陆区域里拉网搜寻，但是，没有发现氢弹的踪迹。

邓稼先决定亲自去寻找。基地司令员陈彬反对他去。陈彬语重心长地说：“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们的命都值钱。”此时，邓稼先为生死与共的同事们对自己的真诚关怀所感动。但是，他已经顾不得大家的劝阻了。放射性钚，在大自然中的半衰期是24000年。倘若侵入人体，便很容易被骨髓所吸收，在人体内的半衰期是200年。也就是说，它进入人体后，将终生伤害受辐射者的身体，永无解除之日。仅1克重的钚，就可以杀死10000只鸽子。对于上述这些惊人的数字，邓稼先心中是再清楚不过了。可是，他还是拒绝了大家的劝阻，毅然走向吉普车。核工业部副部长赵敬璞一看急了，也抢身上了吉普车，一同向戈壁滩深处驶去。

坐在吉普车上的邓稼先，这时还不知道是因为降落伞没有打开，氢弹直接从飞机上摔下去的。所以，他忐忑不安地思考着一连串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事故？有几种可能？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怎样避免损失……他什么都想到了，唯独没有想到钚对自己的伤害。他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一定要找到那个氢弹，探明事故的原因。找到了，出事现场终于找到了，那颗氢弹的残骸也找到了。邓稼先要汽车停下来。他一下车，立即感到了这个现场对人身的伤害。这是一位核科学家的直感。他坚决阻止副部长和司机与自己同行。最后，他对着不听劝阻的两个人发火了。这是从他身上很少见到的火气，他大声说道：“你们给我站住！你们进去也没有用，没有这个必要——”后面的半句话他没有说出来，但是意思很明白，那就是：“你们没有必要白白地作出牺牲。”

1979年邓稼先（左）、赵敬璞（右）在戈壁滩上（新疆试验基地）

他身穿白色防护服，戴着一副墨镜，一步一步地向着目标走去，他看到了那颗氢弹破裂后的碎片，真是喜出望外。因为，他最担心的后果没有出现。这时，污染测试员也赶到了。仪器上显示的数字，使测试员吓了一跳。原来，邓稼先站立的地方正是污染最重的源点，超过污染限度的几十倍。人们劝他离开，他心里也很明白，多在这里站立一分钟，就意味着生命已经落入死神的魔爪。但是，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他怎么能离开呢……等他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回吉普车时，脸上显露着笑容，他对赵副部长说道：“赵部长，平安无事，平安无事啊！来，我们在这里留个合影吧！”就在这一次，他遭受到了极为严重的钚239的辐射伤害，放射线摧垮了他的健康防线，使体内的癌细胞空前活跃起来，它们疯狂地吞噬着这个钢铁般汉子的生命。

几天之后，邓稼先回到北京。他的妻子许鹿希听说了上面的情况后，劝他到医院作检查。因为邓稼先的单位不在北京，北京又没有他的户口，在当时的情况下，要作这种检查有许多麻烦。无奈，许鹿希在家中给他抽了血，留了便样，带到医学院，请她的同事帮助化验。“老邓的转氨酶很高。”“老邓的尿里带有放射物质！”许鹿希看到同事送来的化验报告，许多悬念在心头：是肝炎？还是白细胞被破坏？她一下想到了那可怕的癌症。许鹿希带着这些忧虑，又把邓稼先的白血球送给一位教授看。化验的结果更令人吃惊：白血球的染色体都成为粉末状，大多不成型了。接着，这位教授又为邓稼先检查了肝脏，肝脏也破损了，并发现放射物已侵入骨髓。

回到家里，邓稼先对妻子说：“就是不检查，我心里也清楚。不过——”他向妻子恳求道，“你在外边千万别说。”“不说可以，你要脱离那份工作一段时间，到疗养院休息治疗，这是你当前最需要的。”妻子的语气十分肯定。“希希，我不是早就说过吗？搞我们这一行的，总是要有点牺牲的。我是院长，应当走在前面。现在事情还没有搞实，我怎么能疗养呢？我今后多注意就是了。”“你不去疗养院也可以，能不能在家多休息几天？”“不行，我得赶紧回去。因为……”“又有什么新突破，对吧？”邓稼先默不作声了。

是的，这类话他对妻子说得太多了。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为了一个又一个新的重大课题，常人应该得到的，他失去了；常人应该享受的，他舍弃了。二十多年如一日，他的时间表排得满满的，他的神经绷得紧紧的。在核武器试验基地，邓稼先有个绰号叫“消防队长”。在研制、设计、实验的每一个环节，只要有异常情况，无论事小事大，他总是飞快地赶赴现场。

一代伟人落幕

在这之后的几年中，邓稼先抱病继续夜以继日地研制新一代核武器，因为新一代核武器是一种有效的战略防御武器，用周恩来总理的话说，它是“扼杀武器的武器”。邓稼先曾多次在试验场昏倒过去，他实在太累了。二十几年如一日，他奔波于缺氧的高原，无水的大漠，少日的峡谷。时常是下了飞机上火车，下了火车上汽车，甚至上马车或步行。有时任务紧急，顾不上吃饭，便从食堂带上两个馒头匆匆上路。从研制基地到工厂，又从工厂到试验场。有时，一个月之内，往返好多次，行程数千里。

1985年夏天，告别大山的日子还是到来了，邓稼先接到了国防科工委的一个通知，要他去北京参加一个高科技学术讨论会。7月28日，邓稼先告别了大山出现在妻子面前。他见到妻子的第一句话便是：“希希，是好消息，那项高科技项目被我们突破了。”“你的肝怎么样？”妻子关切地问。“肝还好。就是大便困难，肛门痛得坐不下来。”“检查过没有？”“还没有。”“那你赶快去检查，这一次要听话。”这次，邓稼先真的听话了——8月6日，他利用开会的空隙去301医院看病。当他空着手和警卫员说说笑笑走进医院大门，他原想向医生要些润肠通便的药，看看就回招待处继续参加会议。想不到，医生却是那样认真，经过仔细检查以后，非常惊诧地说道：“你怎么现在才来呀？住院，要立即住院！”医生没有二话，立即开好了住院证。“不行啊，我不能住院，有个重要会议还等着我去参加。”邓稼先恳求医生说。“这里不是会议室，这里是救死扶伤的医院。”医生没有依他，而是很坚决地把他留下来住院。癌症！

邓稼先心存已久的疑惑，一下子变得清楚了。于是，他不再拒绝医生的要求，很冷静地接过住院证，警卫员为他办理了住院手续。1985年8月10日，301医院为邓稼先做第一次手术。天刚破晓，张爱萍将军就来到手术室外坐下来。核工业部的领导来了，许鹿希也来了。人们相对无语，许鹿希眼含泪水，轻轻地唏嘘着。他们在焦急地等候。几个小时过去了，手术室的门打开了。深度麻醉的邓稼先躺在手推车上，被推进了病房。人们围住了医生。张爱萍将军焦急地问道：“活体检查怎样？癌是否扩散了？”“活体检查的结果，一个星期之后才能知道。”医生回答说。“不行，那太久了。我就坐在这里等着，你们要尽快拿出结果来。”将军激动地说。经过活体组织化验，一个无情的判决降临了——邓稼先被确诊为直肠癌，而且，癌细胞已经扩散、转移了……当邓稼先醒来后，张爱萍将军对他说：“稼先，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没有。组织上不要再为我麻烦了，不要再给国家增添不必要的浪费了。”他说话的声音那样平淡，那样自然。话是从他心底自然流淌出来的，使得在场的人都流下眼泪。

诚然，世人谈“癌”无不色变，而邓稼先却以平和的心境，泰然处之。他以坦荡的胸怀，以一身傲骨，支起人生摧不垮的精神长城。尽管浓烈的福尔马林气息、医生和护士的白大褂、头上的输液瓶一直环绕着他、包围着他，但他仍有一种恍若在岗位的感觉。他想趁住院期间，完成那部专著。这部专著在他住院之前，已开始动笔，写完了好几万字。这是一部原子核理论的工具书，他为自己的专著命名为“群论”。邓稼先的病情一天天向坏的方向发展。他每天都有一种紧迫感，好像有许多事情需要他去做。他说，他有两件事，一定要在走之前做完：一件事是那本没有脱稿的专著，他要写完；第二件事是他要向党中央写一份关于发展尖端武器的建议书。

12月初，邓稼先暂时停止了久不见效的放疗和化疗。因为白血球数目太低，血象太差，医生同意他回家休养一段时间。这是邓稼先在他那三间套居室里度过的最后一段日子。时间对于他来说，比别人更加紧迫。他必须抢在死神前面做好这件事，一定要把发展我国新一代核武器的设想写成报告送给中央。就在他那“三间套”的房间中，他邀来好友、天才物理学家于敏，二人一连几晚长谈。他对于敏说道：“在发展核武器这个尖端科学中，世界各大国都在全力以赴地迅跑，我们必须眼睛盯着，心里想着，手上干着。用我们手中的核武器制止核战争，这是周总理的遗愿啊！”他身体力行，在屈指可数的日子里，集中全力干这件事。1986年5月，第二次手术以后，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他依然硬撑着身子，几次和于敏长谈到深夜。话题是“世界局势和我们的对策”。他们终于完成了给党中央的那份建议书。在建议书中，他们提出了发展尖端武器中的若干紧迫问题。

1986年6月24日清晨，当人们还未看到当天的报纸时，中央人民厂播电台便在《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作为头条新闻播出了《两弹元勋邓稼先》。在6月24日早晨6点30分中央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前，邓稼先这个名字，对于全国人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对于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科学家，人们却一无所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使邓稼先的名字一下子传遍了全国。但是，人们并不知道这位英雄，这位头号功臣正在病榻上经受着癌症的煎熬！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都非常关心邓稼先的病情和治疗。1986年7月4日，胡启立代表党中央前往医院看望和慰问。随后，余秋里、宋任穷也来到他的病榻前探视。7月15日，国务院代总理万里来到医院看望。万里告诉邓稼先，国务院决定把“七五”期间第一枚全国劳动模范奖章授给他。7月17日，在医院病房里举行了授奖仪式。这时距离他辞别人世只有12天了。

1986年7月29日下午1时50分，邓稼先，一个伟大的生命，眷恋着永远干不完的核事业离去了；眷恋着永远亲不够的亲人离去了；眷恋着为他所热爱的生活离去了！

这一年他62岁！

致敬邓稼先

张爱萍将军受党中央的委托首先赶到北京。这位老将军与邓稼先相处已二十多年，友情甚笃。老将军挥泪写了下面的诗句：踏遍戈壁共草原，廿五年前。群力奋战君当先，捷音频年传。蔑视核讹诈，华夏创新篇。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哀君早辞世，功勋泽人间。

1986年8月3日下午。邓稼先安睡在鲜花丛中。悼念大厅两侧，摆满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为邓稼先送来的花圈和挽联。党和国家给予这位科学家的荣誉和敬重，是中国科学家史上前所未有的。3时整，万里、余秋里、钱学森等中央领导以及邓稼先的生前友好八百余人走进灵堂。追悼会由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主持。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眼含泪水，追念了邓稼先的功勋。他在悼词中说：“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这位为我国的核武器事业，无私无畏地奉献了毕生精力的工人阶级的优秀战士、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1986年8月4日，全国各地报纸头版刊出邓稼先追悼会的报道及照片。海外报纸也以醒目标题，向全世界介绍了这位埋名28年的杰出科学家——两弹元勋邓稼先。英文版、法文版的 《北京周报》，均以邓稼先的彩照为封面。他的灵魂犹存，他的精神永在。他用自己的全部生命和才华，撑起了民族的脊梁，撑起了世界和平的大厦！

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郑重先生采访邓稼先以后，写下了下面一段诗一般的语言：历史的舞台在旋转着。设在历史舞台上有着各种各样的祭坛，在每座祭坛上都有着各式各样的风云人物——有帝王将相，有达官贵人；有政治骗子，有貌似辉煌的阴险小人；也有红极一时的社会名流、名人、明星……在人造光源的照耀下，名流、名家都闪闪发光。他们哪里知道，照在他们身上的光亮是从无名英雄身上借来的。借光毕竟不是永恒的，有时只在瞬间那些所谓名家便从祭坛上消失了。然而，只有那些无名英雄才是发光的群体，是永恒的光源。邓稼先就是这样的光源，因为他给我们留下的是怎样做人的光，留下的是怎样将自身贡献于人类的光。

当初在成功制造原子弹和氢弹后，核工业部集资2万多元给制造两弹的九院人员奖励，分到邓稼先头上，一共奖励20元，其中，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而其他同事们就更少了。就是这样一群不求回报，默默付出的科学家，为我们在这个不和平的时代缔造了和平的万里长城。

好了，这篇文章就到这里了，十分感谢大家的阅读！

大家对邓稼先感兴趣的话，十分推介大家找几本有关他的传记读一读，相信大家不会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