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线路由从上海出发，经香港，广东汕头、大埔，闽西永定、上杭、长汀，抵达目的地江西瑞金

在这3000公里交通线上，交通员们日夜不停地传递信件、护送干部、输送物资进入苏区。据不完全统计，中央红色交通线共护送周恩来、瞿秋白、邓小平等200多位领导干部转移到中央苏区，还运送了6000多担苏区紧缺的物资，同时传递了大量中央和地方的文件、情报资料

从上海出发，经香港，广东汕头、大埔，闽西永定、上杭、长汀，抵达目的地江西瑞金。

水陆并用，辗转约3000公里，这条中央红色交通线在1930年代，连接起党中央和苏区。

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开辟了赣南、闽西等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定都瑞金。彼时，党中央仍设在大城市上海，与江西、福建等地的农村根据地相距遥远，空间距离成了推进中国革命高潮到来的一大障碍。

应运而生的中央红色交通线，把上海与瑞金联系起来。掩护周恩来、瞿秋白、邓小平等200多位党的领导干部转移到中央苏区，运送6000多担苏区紧缺物资，传递大量中央和地方的文件、情报资料，这条绝密交通线就是“苏维埃的血脉”。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开辟，一直坚持到红军长征出发后，这条绝密交通线连接的是一段党的重要历史。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90周年前夕，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深入闽西，踏访中央红色交通线遗迹，探寻在当年严酷的白色恐怖下，它能够长期存在的秘密。

看不见的生命线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一出闽西上杭县的古田会址动车站，广场上巨大的红旗雕塑和《清平乐·蒋桂战争》诗句就在眼前，让人仿佛置身1929年的历史情境。那年秋，红四军再次占领上杭，闽西革命根据地里，各县纷纷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毛泽东有感而发，填下这首“清平乐”。

经历大革命失败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新道路的尝试，从低谷中走出。当时的革命局面是：党中央坐镇上海指挥全国；与此同时，从井冈山建立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开始，多个以工农武装割据为主要特征的红色苏维埃政权，如星星之火，在全国各地出现，渐成燎原之势。

到1930年末，全国已建立起赣南闽西、鄂豫皖、湘鄂赣等6个相对稳定的根据地。其中，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闽粤赣中央苏区连成一片，是土地革命时期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革命形势大好。

不过新的形势下，党中央与苏区的沟通联系却成了令人头疼的问题。

驱车行驶在龙岩的高速公路上，窗外层峦叠嶂。这里山高水长，地势险峻而易守难攻，同时也意味着交通不便、信息不畅。“上海是指挥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但是与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央苏区之间隔着白区，党中央无法及时了解中央苏区的真实情况，一度对中央苏区的革命形势产生误判，发出与苏区革命形势发展大相径庭的指示。”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副主任王盛泽说。

王盛泽所指，是著名的“二月来信”。1929年2月初，中共中央从上海给闽西的红四军特委写信，指示其分散成小分队，并要毛泽东、朱德离开苏区前往中央。

2月发出的信，直到4月才送达苏区。接信后，毛泽东、朱德认为，如按信中指示，可能增加被敌人消灭的风险。事实上，他们认为，当前闽西的革命形势高涨，正是建立和巩固这一根据地的大好时机。

“这封姗姗来迟的信，让毛泽东等感到，随着中共中央和闽西苏区之间的联系问题日趋突出，建立彼此联络通畅的交通线成为迫切需要。”王盛泽说。

同时，巩固、发展和扩大苏区也需打通一条交通线来获取外界支援。

“不给粒米勺水之接济，片纸只鸟之通过。”苏区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开展如火如荼，让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不安，连续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和持续而严密的经济封锁。在邻近红色根据地的敌占城镇，国民党对食盐、煤油等相关紧缺物资实行“公卖”制，并断绝赤、白区域间的交通。

苏区许多日常生活必需品十分紧缺。有些地方盐比金贵，甚至有价无市。苏区军民用香干、萝卜水、辣椒干代替食盐煮菜，由于长期盐摄入不足，许多群众腿脚浮肿似“大象脚”，还有人患上各种疾病，甚至丧命。红军指战员体质明显下降，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

西药、布匹、煤油等物资也十分紧缺，苏区生产的粮食、土纸、钨砂又销不出去，无法换取资金支持革命。

“快速发展的苏区革命根据地还面临干部和技术人员急缺的情况，同样需要得到党中央的支持。但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大量外来人员的流动，在中央到苏区的路途中极易被国民党发现。”原龙岩市永定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赖立钦说，这都需要有一条安全、畅通无阻的交通线路来解决问题。

1930年，毛泽东派人专程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汇报急需建立由上海通往闽西、赣南苏区交通线的意见与设想，得到周恩来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同年，周恩来领导成立中央交通局，开辟了由上海党中央通往全国各革命根据地的长江、北方、南方三条秘密交通线。其中，连接上海与闽西赣南中央苏区的南方线，后来被称为“中央红色交通线”。

这条线路由上海经香港、广东汕头至闽西、赣南，从1930年设立，一直坚持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成为三条交通线中持续时间最长、发挥作用最大、最为隐秘的一条。

“一日走40-70里，机要文件日夜兼程100里。”3000公里交通线上，交通员们日夜不停地传递信件、护送干部、输送物资进入苏区。据不完全统计，中央红色交通线共护送周恩来、瞿秋白、邓小平等200多位领导干部转移到中央苏区，还运送了6000多担苏区紧缺的物资，同时传递了大量中央和地方的文件、情报资料。

中央红色交通线源源不断地为中央苏区“输血”，因此毛泽东赞称，“交通线就像我们身上的血脉”。党史专家则称其为“中央苏区看不见的生命线”。

在刀尖上行走

走进龙岩市永定区中央红色交通线纪念馆，迎面可见一幅“中央红色交通线示意图”。曲折绵延的交通线，仿佛血管般在闽粤赣大地延伸开来。

周恩来对红色交通线工作十分重视，要求“宁可放弃苏区一个县，也要办好交通线”。具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他，在站点线路的设计、规章制度的制定、交通员的选拔上煞费苦心。

很多人会问：上海到瑞金，地图直线距离不足1000公里，为何红色交通线要走3000公里，从海路绕道香港、广东汕头，再取水路、陆路到达中央苏区？

“南方线水陆兼备，可以避开部分陆路国民党军队的盘查。且线路横越沪、港、汕三大城市，香港、汕头是华洋杂处，百业并存，易于交通员化装往来。此外潮汕地区开展革命较早，群众基础较好，易于秘密隐蔽。”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研究二处副处长毛立红这样解释。

闽西交通大站曾设在虎岗镇虎西村晏田祠。还未走近晏田祠，一座灰白色砖木结构的建筑就映入眼中。这是绝密交通线上少见的大站，主屋带有前廊，两翼还有横屋，中轴线自东向西依次为池塘、围墙、天井和正厅。在虎岗，墙上保留着很多当年红军言简意赅、朗朗上口的手写标语。这些红军足迹的重要标识揭示着这里坚实的革命基础。就是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中央红色交通线日夜不停地传递信件，护送干部和输送物资进入苏区。

不过即便多绕了2000公里，交通员仍然需要冲破重重防线，与敌人斗智斗勇。尤其是从广东上岸后，沿路到达中央苏区要经过密布地方军阀和国民党地方保安团的闽粤交界地带，危险重重。

为了保障安全，交通线实行了一整套秘密工作方法。例如，各线、站只同所在地党委书记一人联系，不准和别的负责人发生关系。交通员只有单线联系，不发生任何横的关系，一般互不认识，也不了解全线的情况。在交通站点的安排上，有的点以家庭形式出现，有的则以店铺或者学校形式出现，甚至有的点还出现在娱乐场所。交通员在执行任务时，常用别的身份作掩护，一般化装成商人、画家、探亲或赶集的买卖人；多是两人结伴同行，一前一后，前者空手，主要看风，后者身带文件。前面发现情况，后面就马上转移，保护文件的安全。运送的物资经过包装后，由交通员化装携带，或利用社会关系托运到汕头，再由交通站转运。

水陆交接的码头处，常有重重关卡。“码头上等候的交通员如果看到靠岸的船只前面挂一个竹制的帽子，就明白船上有货物或重要人物。接头暗语‘江面无风，要起船了’表示可以安全交接，反之‘江面起风了’就代表危险。”永定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征研股股长林添茂说，船到广东大埔青溪站后，交通站立即组织群众趁夜抢运，再转运至闽西。

交通站点也都设置便门等，以利交通员随时撤退。

红色交通线福建境内最后一站，位于长汀县古城镇中街路37号，是一家名为“永源祥”的杂货店。这是一座长条形带阁楼的商住两用建筑，前面是商铺，后面可以住人歇脚。整条街上多是这样结构的店铺，每家店铺的大门上都会留一方形、脑袋大小的门洞，夜晚做生意时店铺会关闭大门，仅留门洞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但留心观察也许能注意到，“永源祥”和其他店铺有个细微差别——门上的门洞造型奇特似雕花。

店内前后厅两边各有一扇门，加上前门和后门，这座商铺竟有六扇门。现在的店主人余必胜说，爷爷余景年曾对家人讲，如果有人先摸门板上的门洞，发出有规律的声音，再敲门三下，即可开门。否则，绝不随便开门。虽然当时他感到不解，现在想来，这叩门声应是“接头暗号”，而屋内的六扇门，则是为了交通员接头时若遇上抓捕，可向多个方向逃跑。

交通员要穿越赤白交界地区的层层封锁，闯过军警的盘查和暗探的追踪，避开反动民团的袭击，需要能文能武、智勇双全。林添茂说，要成为一名交通员，除需要党龄3年以上、政治上坚定可靠、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机智灵活、有一定文化、能快速辨别陌生人、记忆力强外，还要“不能说梦话”。

在执行任务过程中，交通员要遵守十分严格的保密纪律。交通员不能查看和询问无关信息，甚至不许照相。聂荣臻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和秘密交通站接上头以后，一切行动都听向导的。不该问的，什么都不能问，你问他，他也不会告诉你。靠近城镇地区，你只是远远地跟在向导后边走就是了，他说白天走就白天走，他说晚上走就晚上走。”

为了避免随身携带的情报和物资被搜到，交通员们想尽了办法。柴火里、雨伞中间的竹竿里、装运书籍的竹篓里，甚至粪桶里，都可能装有物资与情报。在闽西革命历史纪念馆中，摆着一个农村双层粪桶的复制品，上层可以装粪肥，从旁边拉开藏着一个隐蔽的隔层，可以放盐巴、药品等物资。当年交通员和农村妇女运输队就是以挑粪下田为掩护，一担一担地为根据地军民运送急缺物资。“大粪臭气熏天，国民党关卡检查人员不愿靠近。类似的土办法和民间智慧解决了不少物资或情报运送的难题。”林添茂说。

每一次护送任务都危机四伏，需要交通员快速应变，和敌人斗智斗勇。为了顺利带回物资，交通员有的穿着泡满盐水的棉衣，忍着不适回到赤区熬出食盐；有的假装抬棺人，用棺材运回食盐；有的用花轿“送亲”掩护接送干部、传递文件，进行革命联络活动。

龙岩市永定区博物馆收藏着三枚银元，是伯公凹交通站接待过的一位“客人”留下的。一路上，这位“客人”化装成讲法语的牧师、商人，前往红都瑞金。

“客人”由上海经潮州潮安而来。在开往潮安的火车上，突遇查票员查票。同行的交通员立即站起来挡住“客人”，同时把车票交给检票员，三言两语岔开话题，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一场可能的危机终于有惊无险化解。到达目的地后，“客人”电告中央“一路顺风，平安到达‘娘家’”。原来，他就是化名为“伍豪”的周恩来。

一门七忠烈

中央红色交通线是交通员们用双脚踩出来，用血汗浇灌出来的。在约3000公里的交通线上，曾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位于龙岩市永定区城郊镇的伯公凹交通站，凹字形土楼布满了岁月蚀刻的痕迹。这座二层小楼在深山密林中，看似平平常常，却见证了伯公凹邹氏“一门七忠烈”的悲壮故事。

伯公凹“一脚跨两省”，南为粤、北为闽。这里曾是中央红色交通线的必经之地，也是赤白两区交界处。站在伯公凹，仿佛能感受到当年敌我对峙的紧张。

1932年5月，邓颖超等人从上海出发前往中央苏区。他们一行到达伯公凹时，一位叫邹春仁的交通员早已在黑夜中等了十几个小时。邓颖超他们都没想到，就在前不久，这位热情的交通员，失去了两位至亲。

原来，邹氏家族多人都参与交通线工作。邹春仁的兄弟邹昌仁、邹佛仁在执行交通线任务时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接到消息后，邹春仁悲痛万分，却仍坚定信念，誓要完成兄弟们未完成的使命。

然而就在同年冬天，邹春仁在护送苏区急缺的一批珍贵电台时遭遇敌人突袭，为了给其他同志争取转移电台的时间，他鸣枪吸引敌人注意而被包围。邹家后人邹广敦说，后来曾叔公邹春仁被国民党军队乱枪打得肠子都流到了地上，家人们沿着崎岖小路“一路捡一路哭”。

多位亲人的牺牲没有阻挡邹家参加革命的决心。邹春仁牺牲的次年，他的堂兄弟邹作仁、邹端仁陆续被捕牺牲。邹端仁因运送食盐被捕后，宁死不交代盐的秘密。恼羞成怒的敌人将他吊在大树上，严刑拷打后射杀，并在他的尸体上淋煤油点火焚烧。邹端仁大女儿邹桂英回忆说，她去收尸时，父亲已被烧成咸鱼干一样，自己此生便再未吃过咸鱼干。

成为一名交通员，就意味着选择了牺牲一切。出于保密要求，很多单线联系的交通员至死，家人都不知道他从事什么工作，成了无名英雄。

为什么在刀尖上行走的孤胆英雄们，宁愿抛下个人性命，湮没于历史，也要义无反顾地在这条隐秘战线上日夜兼程？烈士后辈这样说——

邹广敦说，当地的贫农们被旧社会“三座大山”压着，无立锥之地，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分田。直到红军来了，贫苦群众才有了田地，有了饱饭吃，因此革命热情高涨，纷纷请求加入红军闹革命，巩固红色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

没有革命群众的掩护和支持，红色交通线恐怕难以为继。走进今天的伯公凹，这个不到10户人家的小村庄人人相熟，凡有外人出现都很容易被发现。如果村民们选择告密，不仅不用面对随时有生命危险的白色恐怖，还可能得到一笔赏金。但即便冒着杀头的危险，他们依然选择和共产党、红军站在一边。

“中央红色交通线受到沿线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保护。”王盛泽介绍说，各地的交通小站，大多设在饭店、客栈、杂货店这样人员密集、往来频繁的地方。当地的堡垒户和革命群众，不仅自觉保守秘密，还积极地为交通站运送物资。

大埔交通站有两条专供运载物资的运输船，有时货物多，就通知其他船工和群众帮忙。“许多物资都要当地群众从陆路挑到目的地，据说参加抢运担货的大埔青溪乡群众最多时有100多人。”王盛泽说，当时交通站负责护送，运输则靠群众。群众很有组织，一叫就来，不论雨天黑夜。群众看见穿黑衫、带驳壳枪的交通员一来，就主动准备好工具等待来叫挑担。有的群众因为帮助运送物资被民团抓捕，不愿交代秘密而遭杀害。

这条长达3000公里的中央红色交通线，从1930年建立，一直坚持到1934年红军长征出发之后，其间从未发生重大泄密事件，被称为“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航线”。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同年秋天，中央苏区已经辖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60个行政县，总人口453万，党员总数约13万人。

“党对老百姓好，老百姓就对党好。”红色交通线长汀段交通员毛旭初之子毛伟先仍然住在父亲住过的房里，“当年父亲所在的地下党支部以毛铭新印刷所为秘密联络站。长大后，我们兄弟几人多次聆听父亲讲述红色交通线上的经历。我们定会将当年的革命精神化为家风，在红土地上传承延续下去。”

■记者手记

在“伯公凹”读懂红色交通秘史

客家人称土地公为“伯公”，客家人走到哪里，“伯公庙”就建在哪里。地处山坳的闽西小村“伯公凹”，是1930年代中央红色交通线“入闽第一站”。今天，它是人们感悟“红色交通线精神”的红色地标。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90周年之际，记者从福建龙岩永定城区出发，将这个闽粤交界处的深山小村庄，作为探寻“中央苏区血脉”的第一站。

车出永定城区西南方向约20分钟，就来到伯公凹所在的山脚下。10月中旬，受冷空气影响，这里阴雨绵绵、水泥路面湿滑，上坡时几乎要溜车。过了一段陡坡，沿盘山路再有一刻多钟，才到伯公凹。

同行的永定区红色文化保护传承弘扬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阙俊聪介绍，当年进山都是土路，而交通员在执行任务时，出于安全考虑连土路也不能走，只能穿行于深山密林中。多数情况下，他们还要以夜幕和雨天为掩护，肩扛手挑执行任务，其艰难程度难以想象。

伯公凹一带当年也是白区和赤区的分界线之一，不但邻近国民党统治区，而且村小人少，作为党的秘密站点有很大的暴露风险。这样一个小村庄，为何“摧不垮、打不掉”，成为交通线上的重要中转站？

答案是共产党员革命信念的坚定和当地群众的全力支持。全村仅30多人的伯公凹，至全国解放，有13位党员和群众先后为革命牺牲，仅红色交通员邹端仁家族就涌现出7名烈士。

小小伯公凹，是3000公里中央红色交通线的缩影，珍藏着精神的密码。

“中央红色交通线是隐蔽战线，交通纪律严明，还有很多牺牲的交通员和群众的名字是不可查的。”原永定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赖立钦说，无论是隐蔽战线上的牺牲，还是长征路上闽西子弟甘洒热血的“一里一忠魂”，都反映出当年苏区干部群众对革命坚定的信仰。

今天，随着一些史料的解密，中央红色交通线这一中国共产党当年的隐蔽战线，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熟知；在中央红色交通线所在地的努力挖掘、保护下，一批当年的交通站点先后被列为国保、省保和县保文物单位。

记者在探访中看到，在永定、长汀等地，中央红色交通线遗址遗迹通过活化利用，不仅成为传承弘扬苏区精神、开展干部党性教育、国家安全观教育等红色教育的现场教学点，还成了结合红色旅游、乡村振兴，助力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宝贵“红色财富”。

“包括我的祖辈邹端仁在内的革命先辈，怀着对国家美好未来的向往，向死而生。如果能看到今天强大的祖国和人们的幸福生活，他们一定非常欣慰。”从事中央红色交通线文化传播工作的烈士后人邹广敦说，自己的责任，就是要把革命先辈的故事传播出去，让更多人从中汲取精神力量。（记者 邰晓安 秦宏 庞梦霞）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