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是我国重要的传统佳节之一，在徽州民间，端午纪念屈原之说并未占到绝对上风，而“嬉钟馗”活动则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在这方面，士大夫与草根社会有着不同的认知。从现存的徽州文书来看，祁门的“端阳胜会”不仅源远流长，而且还有着一整套颇为复杂的仪式，反映了相当丰富的文化内涵。该活动由当地的东山祖殿牵头，地方士绅参与，诸多信众协作，并与官府有着频繁的互动，形成了整个县域之内历时数月的筹备及狂欢。“端阳胜会”年复一年地举办，前后历时数百年，在传统时代极具特色，只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此类盛大规模的民俗活动早已为世人所淡忘。

一、方志记载的徽州端午节俗

徽州地处皖南的低山丘陵地区，明清时期这里设有府级行政建制，下辖歙县、休宁、黟县、祁门、绩溪和婺源六县。其中的婺源县，现在归属江西省的上饶地区，而其他的五县则仍然隶属于安徽省。在明清时期，徽州是著名的商贾之乡，徽商是当时国内最为重要的商帮之一，主要从事盐业、典当、木材、茶业、布匹、钱庄等诸多行当，其行商范围遍及全国各地，甚至在海外的日本和东南亚，也都有徽商活动的足迹。清代以后长江中下游一带素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此一俗谚反映了来自皖南的徽商对于各地城镇发展所具有的重要影响。

明清徽州府示意图

在商业对外拓展的同时，徽州文化的巨大辐射能力亦引起世人的瞩目。例如，以徽州礼俗为中心的“徽礼”，在长江中下游的诸多城镇（如扬州、汉口、景德镇等地）都相当流行。

关于传统时代的端午节，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方志中有着不少概述性的描述。如清嘉庆《绩溪县志•风俗》就记载：

端午日，户悬蒲艾以辟邪，堂悬朱符，挂钟馗，瓶供榴花、蜀葵之属，饮雄黄酒，遍噀墙屋，辟蛇蝎，幼孩系锁圈、长命缕。

类似的状摹见诸各种徽州方志。特别应当指出的是，除了府、县级方志之外，有的乡镇志（含村志）中的描述更为详尽。如《丰南志》就有这样的记录：

端午门前插蒲艾，户粘桃符，并制角黍、酵饼为食，且以雄黄和酒分饮家人，谓可辟邪。而茧虎、香囊竞奇炫巧，尤属闺闱韵事。并于是时，仁义寺前演戏酬神。复巧制南、雷二将军像，又龙舟一艘，内神人十余尊，名姓不详，内一位服明代庶人衣冠，肩负伞一柄，伞端悬药膏数张，相传向杲人吴用也。又有韩将军世忠及韩夫人梁氏像。又有五位老人，不知何神。又制绸大旗一面，以巨竹为杆，上有旗顶，顶有神二尊，黄烟一筒。是会于四月杪起戏，五月二日诸神巡街，端阳收圣回辕时，会中燃大披高升边【鞭】炮，对面声息、人影不闻不见。村中少年手举诸神，驰于台畔数十转，而后散会。是日午前，僧登台祭旗，屠猪宰鸡，以其血衅旗顶，并将黄烟燃发，由大力者举旗，台前绕场三匝，嗣沿二世祖坟前，由中街直下村东龙王亭下，树旗于丰水之傍，俟即晚五鼓送圣，一共焚化之，戏亦演至端阳晚间为止。

“丰南”地处新安江上游的丰乐河沿岸，该村亦称西溪南（今属黄山市徽州区），是明清时代诸多著名盐商的桑梓故里。《丰南志》出自民国年间西溪南最后一任族长吴吉祜之手，从与之相关的一些档案来看，此人编纂村志可谓殚思竭虑，不过，与村落相关的民间信仰似乎并不是他重点关注的对象。尽管如此，上述的这段记载，还是较为细致地描述了端午期间歙县西溪南一带的节日民俗，特别是驱瘟等迎神赛会活动的细节，可谓栩栩如生。从所祭祀的神明来看，除了全国性的南霁云、雷万春二将军以及韩世忠夫妇之外，还有歙县向杲村人吴用。

黄山市徽州区西溪南村

二、口碑与文书互证的端午节俗

数年前，劳格文教授和我合作主编有《徽州传统社会丛书》，该丛书于2011至2016年先后出版了五种六册，其中有不少回忆性的文字，都提及传统时代徽州各地的端午节习俗，可以与传世文献和民间文书比照而观。

《徽州传统社会丛书》等书影

根据此前的调查，在皖南的黄山白岳之间，民间俗有“端午节，天气热，五毒醒，不安宁”之说，人们普遍认为，此时应注意防治虫害和预防疾病，故此，“驱五毒”亦遂成了端午节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端午节，除了包粽子，人们通常会在大门、仓门上悬挂“菖蒲剑”，在墙壁上张贴钟馗像。此外，还会于午前将石灰撒向墙脚处，在房屋的角角落落贴上以朱砂绘制而成的“避蜈蚣符”，以防止蛇、蝎等四出伤人。届时，人们还将水缸清洗后换上新水，放入一小块雄黄，并在水井里也丢进雄黄。凡此种种，自然都是为了防虫。另外，人们还在屋内到处泼撒雄黄酒，而且必须边撒边念：

五月午时节，蜈蚣八脚往外歇，

石榴开花送汝去，石柱开花再来接。

五月午时辰，蜈蚣八脚往外行，

今朝端午送汝去，天寒地冻再来迎。

端午节在五月初五，此时正是石榴花开的时节，所以说“石榴开花送汝去”。至于说“石柱开花再来接”，意思是说要等石柱开花时再将蜈蚣接回来。但石柱是不可能开花的，所以人们只是虚情假意地对蜈蚣许个诺言，实际上当然是不希望蜈蚣卷土重来。而后面的一句“天寒地冻再来迎”，届时，蚣蚣早就冻僵了，自然也不可能再回来了——这也是人们应付蜈蚣的一种策略。泼撒完雄黄酒后，再在婴孩的额头上书写“王”字，将香囊（内置朱砂、雄黄和香草等）佩于孩子胸前，这一切，也都是为了防止毒虫蚊蝇的叮咬。总之，驱邪避疫是端午时节诸多习俗的主旨。

端午亦称“端阳”，清乾隆时人方士庹的《新安竹枝词》曾这样吟咏：

麦熟端阳饼祀先，秋成角黍庆丰年。

芝麻菽粟南乡产，乌麦收时霜满天。

方士庹为歙县环山人，长年侨寓扬州，《新安竹枝词》是他状摹家乡民情风俗的系列诗作。显然，在端午这一天，徽州人祭祀祖先亦属应有之义。除此之外，也有一些祭祀相关神明的仪式。关于这一点，晚清光绪年间婺源程氏《尚义堂常规》稿本，就记载了“五月端午日”的家内摆设：

鸭一只，肉一盘，鱼一盘，伏果饭各一盘（鸭子、雄黄、菖蒲、蒜泥），净酒，烛一对。

香纸一副，请神转案家先，火纸半个，金银四帖，香五十，火炮一包。

尊长管事八位，请神人一位，值门一人，每人腌子一对，酒半乎[壶]。

晚清婺源《尚义堂常规》稿本

该册文书反映了程氏家族内部一年四季的日常生活。上揭的“鸭子”亦即鸭蛋，“腌子”应当是指腌鸡蛋，而“请神转案家先”则是与祭祀神明及祖先相关的活动。

在徽州，端午节是相互送礼的时节。据启蒙读物《三言杂字》“时节类”的记载：“五月五，正端阳，送礼节，看亲眷，做常规，抬菩萨，保丰熟。”此处的“做常规”，可以与前述的《尚义堂常规》比照而观。“端阳”亦即端午，这里迳称端阳节为“送礼节”。有一册歙县佚名尺牍活套抄本，其中就有《请友赏端阳雨》、《端午日送雄黄》等书信范式，反映了明末清初徽州社会交往与应酬的礼仪。著名的《畏斋日记》，是徽州府婺源县浙源乡嘉福里十二都庆源村秀才詹元相所撰，原稿本起自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止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其中提及詹氏曾“收鉴兹兄端阳节咸鸭子廿八个、索面一斤半大。收淳伯亥一斤大。收棠弟员眼一斤、鸡子十介。收朗弟员眼一包、鸭子八介，回米十五筒”，这些，都反映了端午节期亲眷间的相互送礼。

端午节这一天，也还是人们向私塾先生表达心意的重要日子。同治八年（1869年）《执经问难帐目》稿本中就有：

四月十九日，支旦[蛋]十四个，付先生端阳节。

这是为过端午节而提前送给私塾先生的礼物。此一礼物仅有鸭蛋十四个，反映了徽州农家对于冬烘先生的敷衍态度，可谓世态炎凉（在徽州民间文献中，有不少冬烘先生感叹“坐馆之苦”的诗文），但在东家看来，也算是礼轻情义重吧。另外，光绪年间婺源《三田李氏宗谱》所载“家规”中，有一条“厚亲朋”，其中规定：

妇家每遇端阳年节，送礼四色或二色，女家亦如之。

根据婺源一带通常的惯例，端午节女儿要送节礼到娘家，节礼之轻重，端视夫家之家境而有所差别。

而在另一方面，端午节的户外娱乐更是引人瞩目。清初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记载：

甲申五月端阳节，……竞渡者数万人，欢声震天。

此处的“甲申”，亦即明清鼎革时期的1644年（崇祯十七年），当时在岸边观赏端阳龙舟竞渡者，人数相当之多。事实上，此类情形在新安江流域极为普遍。一直到二十世纪，屯溪还有端阳龙舟之会，其活动主要是以新安江船户为主。根据今人的回忆，午时，插满各色彩旗的龙舟逆流而上，在锣鼓和鞭炮声中，水手们奋力挥桨，力争上游。而婺源汪口也有龙舟会的组织，每年到了端午节都要划龙舟。此外，各处的“端阳会”以及入夜迎灯的民俗活动，亦所在多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祁门的“端阳胜会”，虽然此一活动当代人所知甚少，但幸运的是，迄今仍有数种具体而微的珍稀文献被完整地保留下来，这使得我们对于“端阳胜会”之细节有了更多的了解。例如，咸丰年间的《船会规则》稿本，对于迎神赛会的筹备与善后，“端阳胜会”迎赛过程中各类名目之开支、所办器物用品以及工食脚力等，都有相当详细的记录。稿本前部即有《船会神疏》：

伏以端阳佳节，谨依年例。降福收瘟，常伏张大王之主宰；肇兴会次，当遵史县主少卿之成规。拗竹造龙舟，摇旗喧锣鼓，笛韵永清，锣声远彻，迎神队游衍街坊，陆地行舟，儿郎夺彩。三日一风，十日一雨，时和岁登，民安物阜，七乡丰稔，一邑永康，神圣威赫，官民乐业，凡居时序，悉赖帡幪，谨疏……

清咸丰《船会规则》稿本

此处的“张大王”，系指降福收瘟的神明张巡；而“史县主少卿”，则是指蜀人史东。根据明朝永乐年间编纂的《祁阊志》记载，蜀人史东（字美徽），于北宋大观三年(1109年 )为祁门县尉，当时，“邑时多疫疠及火灾，乃训民仿蜀地之俗，以五月五日用竹为龙舟，建佛事三昼夜，禳灾集福，民赖以生。后升司农少卿，邑人怀之，塑像于张王祠，而使之配享焉”。此后，经过元明清数百年的演变，逐渐形成了规模宏大的“端阳胜会”。在清代，“端阳胜会”由祁门的东山祖殿牵头组织，其迎神场域虽然是在县城，但祁门县境七乡民众也在不同程度上共同参与，声势浩大，前后持续时间长达数月。

“端阳盛会”帖式

关于“端阳胜会”，道光年间祁门倪伟人撰有《新安竹枝词》数十首，其中之一为：

梅城五月出神船，十二船神相比肩。

小拍齐歌啰唝曲，大家结得欢喜缘。

“梅城”也就是祁门之别称。“啰唝曲”通常写作“唝啰曲”（亦作“儿郎驳语”），相传出自元末明初著名理学家汪克宽（环谷）之手,其曲目包括“招手”、“大王”和“土地”等，其中之一这样唱道：

哩啰啰哩哩啰嗹，水秀山清自古传，岁岁端阳启会缘，官僚学士因祈佑，一日书中宰相权，六房领就高官职，一县人名纳福全，更愿七乡沾覆育，永为同乐太平年。

从迎神赛会的规模和持续时间来看，祁门的“端阳胜会”在徽州极具特色。除了前述咸丰年间的稿本之外，我们还可以读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船会规则》，其内容亦记录了当年祁门县城“端阳胜会”的具体运作。

光绪《船会规则》稿本

从上述的记载来看，端午前后既在河中划龙船，又要在街上划旱船，俗称“神船游街”或“陆地行舟”。此类的活动从四月初一诣庙起闸开始，一直要到六月初一方告最后结束。上述的徽州文书，因其丰富、翔实的记录，成了今后继续深入探讨民间宗教、风俗民惯与社会互动的绝佳史料。

三、端午日的商家习俗

诚如前文所言，在传统时代，徽州的端午节有着诸多的人情往来。晚清时期，在旌德三溪镇开店的一位绩溪商人，就在其日记中记录：“五月初一，端阳节到，乡人上街，买布做衣。过端午节，买斤糕饼，送送往来。”与此差相同时的歙县芳坑茶商江耀华，在他所抄录的《茶庄竹枝词》中也吟咏道：

看看佳节近端阳，鸭子腌鱼送礼忙。

越是小题偏大做，挽求情面荐船行。

晚清徽州茶庄中的端午酒（歙县芳坑徽商江氏文书）

江耀华为晚清著名茶商，他长年沉浮于商海，最常打交道的就是那些与茶叶运输相关的各地船行，故在端午节时，他念念不忘向各船行等商家馈赠鸭蛋和腌鱼。

而在另一方面，明清时代的徽州是个高移民输出的地区，许多人都在外地务工经商。在异地他乡，店铺内也非常重视端午节。不少店铺每逢端阳都会备足货源，降价销售，以期薄利多销，招徕顾客。笔者手头有一张《众神纸马》，其中抄录了天地君亲师、周宣灵王尊神、长生香火司命六神、李王尊神、东厨司命五帝灶君、纯阳吕祖仙师、门丞户尉、金龙四大王尊神、诸位众神、七相公尊神、云鹤素神、八相公尊神、关圣帝君尊神、九相公尊神、越国汪公大帝、张仙尊神、文昌梓潼帝君、上清正乙龙虎玄坛赵大元帅、魁星尊神、兴旺土地福德正神、社稷明公尊神、招财进宝、南无观世音慈神、利市仙官、五福大猖兵尊神、老郎仙师、钟馗尊神和原地主人等牌位及神明。个中的越国汪公大帝、七相公尊神、八相公尊神、九相公尊神和周宣灵王尊神等，都是极富徽州色彩的神明。而这份《众神纸马》是写在“南翔李源和总号用笺”，反映了侨寓江南的徽商对于徽州本土神祗的祭祀。其中也提及“钟馗尊神”，这是在徽州端午节期间备受崇拜的神明。关于这一点，《歙县西溪四堂岁时规例》的记载也是最好的例证。西溪四堂，即歙县郑村镇西溪村之善述堂、和义堂、善继堂和务本堂之统称。据抄本中的说明，此一文献是有关“敬天地、祀神明、奉祖先之仪”，其中亦有“端阳请香火，请钟馗”的记载。

徽州的钟馗纸马

此外，反映晚清徽墨经营的《徽墨、徽烟规则》抄本中，记载有关于墨业中人节俗待遇的相关内容。其中，《平常菜蔬岁时酒醴》就指出：“早晨酒，每棹黄瓜、白糖各一盘，咸鸭蛋、大蒜每人三元，糯米饭不计，酒一壶，雄黄。是日中时四肴，鸡、亥每人六两，粉豆腐面不计，酒每棹一壶。”这是有关端午节酒醴的安排，当时称为“做神福”。文中的“亥”，是民间文献通常的书写习惯，即以地支指代相应的动物（猪）。《徽墨、徽烟规则》是徽墨名店“詹彦文”所编纂的商业书，反映了出自婺源东北乡的徽州墨商之经营文化。而另一家徽墨名店“詹有乾”，也同样出自婺源东北乡，该店亦编有商业书《墨业准绳》，其中的《店琢年节酒席规例》记载：

端午酒席：每人盐蛋四个，棕子十只，并四小盘（大蒜一碟，生瓜一碟，白糖一碟，雄黄一碟），酒每人钱五文。

是日酒席，鸡半只，亥二斤，鳝鱼三斤，肚半只，盐蛋六只，内炒伏[腐]干丝，生瓜粉豆腐，笋。

食新米，每人猪肉四两。

晚清徽墨名店“詹彦文”墨庄《徽墨、徽烟规则》

晚清徽墨名店“詹有乾”墨庄《墨业准绳》

在徽州本土，当地俗谚称：“早端午，晚中秋。”意思是端午节的正餐是放在中午，而从上述的记载来看，旅外徽人也是以午餐为正餐，这与徽州本土的情况一脉相承。

四、嬉钟馗：徽州端午节的特色

徽州端午节最为重要的特色，是“嬉钟馗”的活动。所谓嬉，在徽州方言中即玩的意思。关于“嬉钟馗”，清乾隆时人吴梅颠的《徽城竹枝词》就曾吟咏：

儿童谁不喜端午？要带花花好包肚。

雄黄涂脸跳钟馗，髻扎红绳摇玺虎。

“徽城”亦即今徽城镇，此处为明清时代的府、县同城之地。钟馗是中国民间传说中的人物，相传唐明皇曾于病中梦见一大鬼捉一小鬼啖之，自称钟馗。此人生前曾应武举，却因貌丑未中，死后决心要歼灭天下妖孽。明皇病愈后，遂命画工吴道子摹绘钟馗图像。自此，端午节悬挂钟馗像，藉以祈福驱邪，遂积习成俗。

歙县渔梁坝上的“跳钟馗”，王振忠摄

“跳钟馗”亦即徽州俗语中的“嬉钟馗”，具体的场景通常为——先是扮作五毒（即蜈蚣、蜘蛛、蛇、癞蛤蟆和壁虎）的五个邪恶小鬼，在锣鼓声中上场，装腔作势嘶喊逞威。然后面涂青绿、口带长髯的钟馗出现，但见他头顶乌纱，足蹬草鞋，外罩紫红袍，右手持宝剑，前有蝙蝠引路，后有黄罗伞盖，旁有酒坛侍者，亦步亦趋。钟馗口喷焰火，踏着锣鼓点的节奏，与五小鬼展开激烈较量。在此过程中，钟馗嗜酒豪饮，虽醉态可掬却胸有成竹。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五小鬼始而气焰嚣张，继而畏缩逃避，最终不得不束手就擒。结果，钟馗毅然举剑，将五鬼一一斩杀，为百姓驱秽纳吉，保障人丁兴旺。

在传统时代，“嬉钟馗”的活动在徽州始终盛行不衰。民国《歙县志》记载：

岁时礼俗，端午门插蒲艾，户粘桃符，并制角黍、酵饼为食，且以雄黄和酒，分饮人家，谓可辟邪。而茧虎香囊，竞奇炫巧，尤属闺门韵事。城关一带好事者，更以钟馗偶像架诸肩，团团旋转于市衢，金鼓随之，旁人亦燃放爆竹，掷五色小纸块，纷飞空中以助兴。

此处所谓的城关一带，与前述“徽城”地域范围之指涉大同小异。除了歙县县城之外，在当时皖南最大的商业市镇，“嬉钟馗”的活动亦颇为热闹。1933年5月29日《徽州日报》的“本埠新闻”中，就有《（屯溪镇上）端午节形形色色》一文，其中提及当地的“龙舟竞渡”和“钟馗驱鬼”等：

自上午起，有人肩驮蓝袍黑面之钟馗，殿以锣鼓，沿街上行，至店户门前，有燃放边【鞭】爆者，驮钟馗者，跳跃周旋，相传足以驱邪。

1942年，题作“拙厂”所撰的《旧俗竹枝词》中有“端阳”条，其中提及，每逢此日，人们纷纷“相邀出外看钟馗”。

除了城镇之外，在广大乡村，“嬉钟馗”亦盛行不衰。民国年间歙县某教师的日记中，就有五月初四“嬉钟馗”的记载：

近邻之村落名孝女村者，乡人以彩纸粘就之钟义士，来我里游嬉，锣鼓喧天，燃放竹爆，观者填街塞巷，颇极一时之盛。俗所谓端午嬉钟馗，可镇诸般恶煞。……盖端阳凶节也，村人塑其像而乐游，其游之处，必于街坊及人烟稠密之地，燃爆愈多，其游兴愈甚，兴之极，则辘轳轮转不休，似走马灯之流转不息也，藉以娱乐，又志以纪念耳。

孝女村在歙县南乡，距离另一著名的村落——瞻淇村相当之近。类似的记载尚有不少，此处无法一一列举。

民国日记抄本中对“嬉钟馗”的描写，1940年

民国日记抄本中对“嬉钟馗”的描写

另外，根据当代的调查，在1949年以前，不少村落都有跳钟馗的活动。如在歙县许村，从许骥的调查显示，每年节届端午，有人身穿钟馗服装，到各商店、各祠堂驱邪赶鬼。五月初五有沿街表演的“跳钟馗”，亦即由人扮演钟馗，在村中巡游嬉耍，表演的节目主要有《钟馗出巡》、《钟馗赐福》、《钟馗嫁妹》和《钟馗除五毒》等。其中的《钟馗赐福》，由一人扮演捉鬼的钟馗，后面一人撑着黄罗伞紧跟。钟馗踩着鼓点，舞一通剑之后，再派一个小将捉一只蝙蝠，然后象征性地送出，这就是“钟馗赐福”。“嬉钟馗”经过店铺和祠堂时，必须停下来表演。倘若有人支付报酬盛情邀请，则亦可入户表演。届时，表演者来到东家，户主燃放鞭炮，为“钟馗”挂红。钟馗的扮演者踏进家门后，即跳上八仙桌，手舞足蹈，口中念念有词，然后众人一声吆喝，就算是将全屋邪气鬼怪都赶跑了。

而在歙县溪头，也有“跳钟馗”的活动。对此，已故的歙县文史学者柯灵权指出：

钟馗头戴乌纱帽，身穿蓝进士袍，挺肚凸臀，手执宝剑。出行时以一副大锣鼓助威，前有一捧酒坛小丑鬼卒引路，后有撑黄盖伞鬼卒和两个执钢叉铁链、面貌狰狞的鬼卒跟随，均跳跃前进。小丑鬼卒不时将酒坛引钟馗喝酒。钟馗喝得兴起，挥剑指天划地，喝呼：“吊死鬼、落水鬼、横死鬼，统统远避，不得为非作歹，胆敢违令，本座决不轻饶！”游至各户门口，各户放爆竹迎接，有人家邀请，钟馗亦入其家，命执钢叉铁链鬼卒到各处角落搜鬼一遍出门，户家给谢仪。到得村中坦场，钟馗令鬼卒捉鬼，鬼卒挥动钢叉、铁链，到场地四角捉拿为非之鬼。小丑鬼卒举酒坛引逗钟馗，钟馗抢酒坛，几番争抢，终喝到酒，醉步踉跄，跳跃舞蹈……（见氏著《歙县里东乡传统农村社会》）

这与许村的情形颇为类似，只是捉拿各类邪鬼的意味更重。此外，根据调查，在歙县义城，当地的“嬉钟馗”分为两种，一种为木头雕刻，称“死钟馗”，另一则由人扮演，称“活钟馗”。后者脚穿草鞋，在“嬉钟馗”时必须身段灵活，能自由跳跃以躲避旁人抛掷的鞭炮。另据歙县芳坑一带的传说，人们通常会在五月这一个月悬挂钟馗画像。不过，由于钟馗是专门捉鬼、斩鬼的鬼王，家中挂上钟馗像，祖宗、菩萨也都要时时向他请安，因此，此像倘若挂长了，家中必然无法安宁。有鉴于此，除了五月份，家中皆不得悬挂钟馗像。至于店铺，则不会悬挂钟馗像。因为钟馗职司驱鬼，徽州有歇后语曰：“钟馗开店──鬼都不上门。”

五、余论

当代的“嬉钟馗”表演，王振忠摄

“过清明，崇祭祀，拜扫坟茔标挂事，家家插柳记年华。瞬息端阳时又至，划龙船，裹粽子，追吊屈原投江死”——这是晚清民国时期徽州启蒙读物《日平常》抄本中的一段文字，其中所谓的“追吊屈原”，在全国范围内显然是端午节的一种主流叙事。不过，在徽州民间，端午纪念屈原的说法并未占到绝对上风。清乾隆年间歙县西乡人黄宗羲著有《古歙乡音集证》，其中有“划龙船”条：

吾乡之俗，三月三日划龙船，船中奉诸神象，盖逐疫，非吊屈也。亦有剪彩缯制龙舟赛于陆者，其神张、许、南、雷四公也。

在上述的考证中，黄氏似乎是将“五月五”与“三月三”混为一谈。不过，此处亦明确指出，类似于祁门那样的“神船游街”，祭祀的是张巡、许远、南霁云和雷万春。而歙县的“划龙船”，也并非“（追）吊屈（原）”。关于这一点，晚清旅外徽人撰写的《歙行日记》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记载：

（五月初五日）时当正午，舟人煮鸡与豕首，沥酒敬神，旋出献客，曰“请赏端阳”。余等辞不能饮，略取馒头食之。于是十二人团取轰饮，拇战大作。济川云：“徽俗家家敬钟进士。”余曰：“舟人所敬，当是屈大夫。”

《歙行日记》为光绪七年（1881年）苏州士大夫潘钟瑞（祖籍歙县大阜村）返乡展墓时所作。在日记中，熟谙乡土习俗的潘济川提及“歙俗家家敬钟进士”，显然是指“嬉钟馗”等活动在民间端午节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潘钟瑞所谓的“舟人所敬，当是屈大夫”，则是饱读诗书者的想当然。这一条资料，生动地反映了士大夫与草根社会对同一节俗的不同理解。

宣统元年（1909年）《婺源风俗之习惯》指出：

岁时者，天之所同也，而习惯则视乎其人其地。……婺邑岁时习惯，其成为通俗者，如立春荐生菜，元夜放花灯，清明插柳，端阳插艾，苋菜出荐新，嘉谷熟荐新，小除夕祭灶，除夕祭土地，均与《荆楚岁时记》无殊……

这一段文字，反映了《荆楚岁时记》对于广土众民的深刻影响。不过，在传统时代，由于独特的生存环境，徽州的端午节俗在一些具体习惯做法也存在着一些变通。例如，婺源的一些地方在端午节并不包裹粽子，更不会将粽子投入河中，这显然是由于徽州严重缺粮的缘故。而龙舟竞渡的习俗亦并未普及，有的地方因附近河小，无法划龙舟，只能请纸扎师以纸扎做成龙舟放入河中比赛，供人们观赏。